按：《诗说中国》是首部以古诗及注论形式总结和致敬中华民族众多圣贤豪杰的著作，是为了能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用古诗概括、歌咏中华民族历代圣贤的生平事迹及其精神风貌，融文史哲于一体，显精气神于一言，唯愿广大青少年通过诵读后烙印于心，得圣贤精神滋养、贯通中华文脉、鼓舞华夏儿女大步前行，慎终追远以继往开来，与古今贤哲一道，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此诗由国画家陈超群绘制《沧海遗珠龚自珍》诗意图，本文选自廖彬宇先生《诗说中国——中国精神之礼义三百图》，全书384篇内容将陆续发布，每幅图之命名均为相关成语。

癸未岁藏书被焚忆龚自珍七律

剑气箫声百载霜，诗书何用问苍茫。

未酬夙志空余恨，除却修身无所长。

文运事关天下运，津梁首重国家梁。

我今重抖明公袖，唯见真心万丈光。

龚自珍广为人知的是诗才，但其实他更加深刻的是思想。彬宇先生以龚自珍为缩影，揭示晚清知识分子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的精神困境与突围。既是对龚氏侠骨柔情双重性格的凝练概括，亦隐喻近代中国“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使命。彬宇先生的诗将个体命运置于文明兴衰的宏大叙事中，展现了士人在末世中的孤独叩问，正所谓“文运事关天下运，津梁首重国家梁”。尾联“真心万丈光”则以佛学意象升华，将个人遗恨转化为永恒精神火种，完成从“经世未遂”到“心性永恒”的哲学超越。语言精妙，用意深邃，正是龚自珍的人生总结与宿命，又何尝不是代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宿命与追求也？ 

梁任公有言：

语近世思想自由之向导，必数定庵。吾见并世诸贤,其能为现今思想解放光明者，彼最初率崇拜定庵，当其始读《定庵文集》，其脑识未有不受其刺激者也。

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

龚自珍（1792——1841），字爱吾，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晚年居于昆山羽琌山馆，又号羽琌山民。清代思想家、诗人、文学家和改良主义的先驱者。一生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恰正是清王朝由盛转衰，中国从封建社会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前夜。可以说，龚自珍的文章与识见，揭开了我国近代思想史的第一页。其伟大，就在于他是一个先觉者，于太平盛世中洞察幽微。可惜的是终生未见“大用”，如同沧海遗珠，被深深埋没，却光芒四射，烛照千古。

全诗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部分，首联颔联述人生之不得意，颈联尾联说思想之先于人。彬宇先生以精严的格律承载浩荡的哲思，在28字中完成对一位启蒙先贤的精神造影。其价值远超一般怀古诗的伤逝情怀，而是以诗为舟，载着剑气箫声穿越苍茫，让百年前的真心之光，依然照亮当代文化寻根之路。

谨依彬宇先生诗意，以“未酬夙志空余恨”“我今重抖明公袖”简析之。

未酬夙志空余恨

龚自珍的一生，其实是壮志未酬、郁郁不得志的一生。“剑气箫声百载霜，诗书何用问苍茫。未酬夙志空余恨，除却修身无所长。”彬宇先生怀龚自珍七律，首联和颔联便把龚自珍的“一辈子”，进行了高度概括。龚自珍《漫感》言，“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其《西域置行省议》曾提出“以边安边”战略，主张移民实边抵御沙俄，锋芒如剑。《己亥杂诗》第76首有“怨去吹箫，狂来说剑”句，暗指1839年辞官南归途中，目睹鸦片荼毒江南，悲愤作《己亥杂诗》315首的苍凉心境。

1820年，龚自珍作《西域置行省议》未被采纳；1839年，又支持林则徐禁烟却未能随行广东，以至临终前犹叹“终贾年华气不平”（终军、贾谊皆壮志未酬）。同一年辞官，研读《龙藏》，著《发大心文》，融合儒佛修身思想，但其《明良论》仍强调“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虽然满腹诗书，奈何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夙志难酬，也要努力修身做一个忧国忧民的大丈夫！

龚自珍不仅是杰出的思想家,还是朴学家、文学家和诗人，这得益于他得天独厚的家庭教育。龚自珍的外祖父是清代赫赫有名的朴学大师，治《说文解字》“四大家”之首的段玉裁；父亲龚丽正有深厚的儒学涵养，是个著述丰富的历史学家；母亲段驯能诗善文。龚自珍自八岁便开始读《登科录》，也是于此时开始搜辑二百年科名掌故。放学后，又随父学习《昭明文选》，母亲口授吴伟业、宋大樽、方舟三人作品，这都给龚自珍日后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学问基础。龚自珍自小便跟随外祖父、父亲做朴学的基础功夫。

龚自珍十二岁时，外祖父段玉裁不顾高龄，教授其《说文解字》部目，是其平生“以经说字，以字说经”之始。龚自珍十六岁时，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掌握了朴学的治学门径。父亲龚丽正出游时，也带上龚自珍，鼓励他考察石鼓文、探究金石学，所以我自珍自小养成了收集石刻的习惯。如斯种种，龚自珍走上了一条正统的考据学派的道路，这种重实证、重资料、严格细致的治学态度，在他的诗文著作中常有体现。

随后，公羊学大家刘逢禄的出现，直接改变了龚自珍朴学的治学目标和方向。刘逢禄（1776——1829），嘉庆十九年进士，常州经文经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尤其精通《公羊春秋》诸家言，龚自珍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从其学习，深受其影响。龚自珍自此从朴学考据的故纸堆中走了出来，把刘逢禄“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化作可以触摸的山峰，写下了《西域置行省议》和《东南罢番舶议》等实实在在的对国家发展有益的良方。

在人生低谷,龚自珍总是吟诗、写诗,以排遣心中的苦涩和落寞,因此他的诗沉郁瑰丽，对近世诗坛有深远影响。至今，我们还可以看到龚自珍的大型组诗《己亥杂诗》三百一十五首，除此之外尚有二百九十四首编年诗，分别著录在《破戒草》和《破戒草之余》两部诗集中。但这六百多首诗绝不是龚自珍诗文的全部。

龚自珍自小就对诗文耳濡目染。母亲段驯为诗词里手，她是龚自珍走进诗词世界的导路人。壮年后，龚自珍写《三别好诗》，序曰：

余于近贤文章，有三别好焉；虽明知非文章之极，而自髫年好之，至于冠益好之。兹得春三十有一，得秋三十有二，自揆造述，绝不出三君，而心未能舍去。以三者皆于慈母帐外灯前诵之，吴诗出口授，故尤缠绵于心。吾方壮而独游，每一吟此，宛然幼小依膝下时。

吴诗即吴伟业诗，吴伟业以长篇叙事见长，被后人称为“一代诗史”，其短篇也声情并烈，语言畅达，在清初形成号称“梅村体”的诗风。吴伟业经历过明末的惨痛，所以感情特别强烈。龚自珍二十一岁时就已有自己的词集《怀人馆词》三卷、《红禅词》二卷，段玉裁在为《怀人馆词》作序时将其诗文喻为韩李之文章，“银碗盛雪,明月藏鹭，中有异境”誉之。

龚诗最感人之处，不是瑰丽的辞藻，而是诗文蕴蓄的一腔热血。即使不被清廷看重，即使建言献策不被采纳，他始终苦心孤诣，将此心血倾注到国家安危之中。宋翔风称其“清词真炼骨,苦语戒煎膏”，俞正燮更是将其称为“文场毅士”，龚自珍当之无愧。

龚自珍的一生都是在出仕和归隐的矛盾中度过的，这是因为他生在了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进士出身，都曾为朝廷效力，所以他对自己的前途充满希望。然而在十九岁中顺天乡试副榜，二十七岁再中举人之后，十年间屡应进士试而不第，考军机章京也落选，直至道光九年（1829）才勉强考上三甲第十九名进士,然而朝考却因楷法不及格而不得入翰林，未得到器重。在官场上郁郁不得志，纵有千万般抱负也难以施展才华。终于，在做了几年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礼部主事祠祭司行走等低级的文官之后,他毅然于道光十九年（1839）下决心辞官。

在出京时,他写下了上面的那首《己亥杂诗》：

进退雍容史上难，忽收古泪出长安。

百年綦辙低徊遍，忍作空桑三宿看。

又有自注言：

先大父宦京師，家大人宦京師，至小子，三世百年矣！以己亥歲四月二十三日出都。

他想从容出京，但他舍不得祖父和父亲留下的遗泽，更舍不得自己一身的抱负，满腹的委屈和压抑使泪水夺眶而出。带着失意、愤懑，他离开了这个曾经既让他意气风发、豪情壮志，又令他极度不满、痛苦憋闷的地方。其实龚自珍在仕途上的不顺，正是源于他自身的性格和出众的才华。他曾经将自己的文稿拿与友人王芑孙阅览，王芑孙读后复书云：

见地卓绝，扫空凡猥，笔复超迈，信未易才也。

王芑孙毫不吝啬地称赞龚自珍的诗文,认为其诗文颇有见地，有正气，这在当时是难得一见的好诗文。然而，王芑孙又婉转地提醒：

至于诗中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沙目皆是，此大不可也。足下文中，以今人误指中行为狂狷，又欲自治其性情，以达于文，其说允矣。循是说也，不宜立异而高。凡立异未有能异，自高未有能高于人者，甚至上关朝廷，下及冠盖，口不择言，动与世忤，足下将持是安归乎？

又说：

唯愿足下循循为庸言之谨，抑其志于东方尚同之学，则养德养身养福之源，皆在于此。

龚自珍不愿“循循为庸言之谨”，更不“志于东方尚同之学”，也不在乎“养德养身养福”，他坚守着一个士人应有的人格，所以是孤独的。而他凭借着深厚的儒学功底，将孤独置换为孤傲，配以“剑气箫心”，从而完成了生命姿态的塑造。龚自珍是衰世中真正的勇士,而文章正是他刺破虚伪繁华的利剑。友人陈裴之曾这样称赞龚自珍的文章：

玉有精神剑有铓，治安策后论明良。

“治安策后论明良”是指龚自珍作《明良论》四篇。《明良论》四篇作于嘉庆八年（1813）)，当时龚自珍刚刚二十二岁。《明良论》中的观点均涉及国家政事。思想上的早熟使龚自珍在青年时期写下了大量的文章、诗词，尤其是他的时政文章，更是对国家政治鞭辟入里，呈现出不同的深刻与尖锐。除了上述的《明良论》四篇，此后的数十年间，龚自珍还写下了不少经邦济世的名篇。

龚自珍早早预见了“衰世”的到来。他在著名的《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中描写“衰世”说：

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

当时的社会现状，应是“空有治世之名，而为衰世之实”。因而龚自珍说：“起而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在龚自珍写下这篇文章二十五年后的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举国哗然。

战争之后,中国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于是有人想到了龚自珍，并说道:“近数十年来，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其风气实定公开之。”鸦片战争后，那些锐意改革、发奋图强的知识分子也受益于龚自珍的思想启蒙。因此龚自珍虽一生仕途坎坷，但他的策论文章始终给人以警醒，开创了一种政治风气。他无疑是政治上的先行者。

1839年4月23日，四十八岁的龚自珍辞掉了官职，准备离京南下。在京众的好友都来相送，并书赠帖以示纪念。四月的春风徐徐吹拂，古道边的草色忽隐忽现，似乎随时都会被风沙所掩埋。“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谁分苍凉归棹后，万千哀乐集今朝。”在豪爽的狂侠气之外，龚自珍的悲壮心境，显而易见。

龚自珍的壮年时期，起点是嘉庆二十三年（1818）中举，实际上正式展开他丰富多彩的政治活动和社会批判，应该是两年后以举人选为内阁中书，真正入仕的时候。

嘉庆二十四年二月，龚自珍以举人资格，首次进京参加会试。北京是他少年生活的地方，也是祖父、父亲任官的政治中心，此时入京会试，兴奋可知。临行前，他写了一首绝句，赠饯行的吴文征、沈锡东：

一天幽怨欲谁谙？词客如云气正酣。

我有箫心吹不得，落花风里别江南。

龚自珍常把个人抱负形象化地称为“剑气箫心”。“剑气”，指建功立业的宏大抱负;“箫心”，指诗文著述的创作热情。现在要入京会试，有机会实现自己的宏大抱负了，不禁有揽辔澄清之想，豪气如云，著述之类暂且放下了。但是，“仰天大笑出门去”的豪情，被会试落榜的冷水一泼，总算清醒一些。未能连捷，龚自珍初步感到:仕途并非坦途。参加这次六旬万寿恩科会试，算是科场更高一级的第一次碰壁。会试不中，并没有影响龚自珍的参政热情。

他在丞相胡同租赁一所房子，在北京住下来，开始京华交往活动。龚自珍在京师交往的人物，大致可以分三类。第一类是在学术思想上对他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比如此前说到的刘逢禄。比如王念孙，训诂音韵学家，古文经学的重要学者，龚自珍外祖父段玉裁的同学，都受教于著名思想家戴震。还有王念孙的儿子、语言文字学家王引之，正是龚自珍参加乡试的主考官。

第二类人物是政坛上掌权的官员。龚自珍是新科举人，又是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的公子，父执长辈，在京甚多。拜访这些官员，也是龚自珍步入仕途的必要活动。这些人物当中，重要的算王鼎，官至东阁大学士，是有气节敢直言的大臣。

第三类人物便是龚自珍的同道中人了。1819年，龚自珍认识魏源，两人一见如故。位比龚自珍年轻两岁的举人，后来也成为近代著名的革新派人物、杰出的爱国者。

嘉庆二十五年（1820）三月，龚自珍在回上海过年后，又进京第二次参加会试，仍然未中。四月，以举人资格，考选内阁中书，却未到职。这一年间，仍然过着与友朋雅集、吟诗作文的悠闲生活。值得重视的是，龚自珍经过两次会试之后，目光转向社会现实问题，及国家重大的方针政策。这一年，他撰写了两篇值得注意的文字:《东南罢番舶议》和《西域置行省议》。龚自珍不仅以社会批判家出现在历史上，也以社会改革家的面貌，引起当时士人的重视。

道光元年（1821）春天，龚自珍正式就任内阁中书。内阁是清政权中枢部门的机构，处理全国政务。龚自珍担任内阁中书以后，一年内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参加国史馆修订《清一统志》时，作为一个小小校对官，撰写了《上国史馆总裁提调总纂书》，论列西北塞外部落源流、世系风俗、山川形势，基本用意在于厘正前人错误，针对历史和现实，努力巩固西北边防。

本年另一件大事，是龚自珍报考军机章京未被录取。事后龚自珍作了一组《小游仙词》，以十五首相互关联的绝句，用一个升天被排挤的神话故事，形象地勾勒出小人得意、贤人抱才无用的痛苦画面。这件事对龚自珍打击不小，切断了他从军机章京参政的道路。而会试两次不中，科举功名又比较渺茫，心绪不佳是必然的。这些愤激伤痛，都流露在所撰的诗词之中。

龚自珍任内阁中书，虽然没考上军机章京，却能结交一批志同道合主张改革时政的人士，共同造成改革风气，正是龚自珍开始京华生涯的重要收获；同时，也开始了他二十年京官酸甜苦辣的日子。

历史巧合的是，龚自珍在京师官场生活二十年，时间恰好与道光皇帝在位相近。1821年，道光登基，当年春天，龚自珍正式就任内阁中书。1841年，龚自珍去世，道光正好当了二十年皇帝。再过十年，道光也辞世了。因此，道光当政三十年，头二十年便是龚自珍活动于京师的时间。嘉庆一朝，虽然开头以抄没大贪官和珅大快人心，但整个官场的腐败，在清帝国开国以来，已达到极点。

道光即位，为龚自珍等一批忧国忧民之士带来了新的希望。在道光初年，忧国忧民的正直士人，虽无计划却颇为主动地逐步形成了一个有影响的舆论集团。这对龚自珍思想的深化，对当时政局，对近代思想启蒙运动，都有重要意义。在这一活跃的舆论集团中，龚自珍既尽了一个启蒙思想家的社会责任，又汲取了更广泛的思想养料，形成他涉及社会各方面问题的文字。

道光三年（1823）至道光五年这三年间，龚自珍的生活和思想，又有了新的变化和飞跃。道光三年七月，母亲在上海苏松太道署去世，龚自珍闻讯，即丁母忧奔赴上海，奉母亲遗骸回杭州安葬，还在墓园植梅五十本。龚自珍与母亲段驯的关系极亲密，他在刚赴京任职时写的《驿鼓》说：

河灯驿鼓满天霜，小梦温磨乱客肠。

夜久罗帱梅弄影，春寒银铫药生香。

慈闱病减书频寄，稚子功闲日渐长。

欲取离愁暂抛却，奈君针线在衣裳。

思母、思妻、思子之情，溢于言表。段驯的慈爱、宽容、理解与保护，是龚自珍青少年时代成长的基础，所以在丁母忧期间，龚自珍心情郁郁，开始学佛。从此以后，龚自珍一生都喜爱佛学，撰写了许多佛学文字，特别倾心于大乘的天台宗。他生平最后一组诗《已亥杂诗》最后一首云：

吟罢江山气不灵，万千种话一灯青。

忽然阁笔无言说，重礼天台七卷经。

一生最后一首诗，仍然把心灵寄托在佛教中。佛学思想，也成为龚自珍思想渊源之一。

道光六年（1826），服阕后的龚自珍，重新入京供职，并把妻子何吉云和儿子都带上了。此后的十四年间，龚自珍再未南返故乡，欲在政坛一展身手。可惜该年第五次参加会试，仍然落第。此后三年，龚自珍在内阁中书任上，广泛结交社会名流，放言抨击时政，多方上书言事，在京师舆论思想界获得很高的声誉，“道光朝内阁中书舍人，多异才隽彦。龚自珍定庵以才，魏源默深以学，宗稷辰越岘以文，吴嵩梁兰雪以诗，端木国瑚鹤田以经术，时号薇垣五名士”。龚魏齐名，最有影响，以致道光六年会试，龚魏皆未中后，作为主考官之一的刘逢禄很为自己两个学生不平，写下《伤浙江湖南遗卷》一诗，感叹之余，希冀“翩然双凤冥空碧，会见应运翔丹宸”。

道光九年（1829）农历三月，龚自珍第六次参加会试，终于中式第九十五名。当年龚自珍已三十八岁，思想性格已经成熟，言论犀利，在试卷中也体现出来。四月二十一日殿试，龚自珍仿王安石《上仁宗皇帝书》的体例，从政策、治黄、选才、边防各方面，提出对策，企图改革当局沉闷庸碌的状况。殿试结果，只取得三甲第十九名，赐同进士出身。四月二十八日朝考，撰《御试安边绥远疏》，切合当时边境形势，提出“以边安边”、“足食足兵”的方针，以抵御沙俄对我国西北领土的侵略，巩固边防。言论犀利，见解深刻，又切中时弊，得到许多阅卷大臣赞叹。但是，切合时事，必然牵涉许多当事贵族大臣，主考官未免有投鼠忌器的顾虑，终于以“楷法不中程”为理由，不列优等。不列优等，就不能进翰林院，实则断绝了龚自珍上升为清贵言臣之路。按规定，龚自珍可以出任知县，到外地独立一方，聚敛资财。但龚自珍拒绝了，他仍然留在内阁中书任上，留在全国政治中心北京，希望有更大作为。

龚自珍这次考试，是他一生最为得意的事。不仅仅是因为中同进士，更重要的是，他能通过试文，直接向最高政权中心呈送自己的改革主张。所以，即使以后被迫辞官南返，还念念不忘当年事，《己亥杂诗》有两首云:“霜毫掷罢倚天寒，任作淋漓淡墨看。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眼前二万里风雷，飞出胸中不费才。枉破期门佽飞胆，至今骇道遇仙回。”

从《对策》与《御试安边绥远》两篇试文内容看，重在解决中国与周边国家民族的矛盾。从历史发展进程而言，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民族矛盾，已经逐步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西方国家从经济开始的侵略，已经威胁到老大封建帝国的生存。龚自珍的眼光是敏锐的，他预感到民族不幸的前途。试文所述，与他以前所撰《西域置行省议》、《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公书》的主旨完全一致，忧国忧民的情怀亦一致。

道光十八年（1838），龚自珍撰《在礼曹日与堂上官论事书》，提出整顿吏治的建议。同年十一月，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出都前龚自珍撰《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以鲜明的爱国立场，提出禁烟的措施、政策，供林则徐参考。文中还提出要随林则徐南下，实际参与禁烟行动。当时政坛在禁烟问题上已有很大分歧。龚自珍是朝野注目的言论领袖，行动受到注意，林则徐不得不婉然拒绝龚自珍南下，还派了一名心腹管家，详细解释。这些行动，表明龚自珍不仅参与京城舆论集团呼吁改革、抨击社会黑暗的言论浪潮，还以各种形式向各方面递交改革政坛的具体意见。龚自珍已经不单是一位思想言论的改革呼吁者，也是改革行为的具体推动者。

道光十五年（1835）六月，龚自珍升任宗人府主事。道光十七年（1837），先兼任玉牒馆纂修官，后改任礼部主客司主事，祠祭司行走。还曾被选授湖北同知，但龚自珍留恋京师，拒绝了这正五品的州府官职。道光十九年（1839）三月，龚自珍的叔父龚守正由都察院迁授礼部尚书，恰好成为龚自珍的上官，按清代引避条例，龚自珍只能辞官。再加上龚守正是个圆滑世故的官僚，早就被龚自珍轻视，于是，龚自珍就以老父龚丽正年过七旬，住在杭州，自己理应回杭侍奉为由，正式辞去礼部主客司的官职。

四月二十三日傍晚，龚自珍不带家眷，只雇两辆马车，一车自载，一车载文集百卷，怀着愤怒而伤感的心境，告别了北京。一路上，龚自珍写下三百一十五首绝句，合成组诗，称《己亥杂诗》，开头有四首，特别切实地写出他辞官南下的思想感情：

我马玄黄盼日曛，关河不窘故将军。

百年心事归平淡，删尽蛾眉惜誓文。

罡风力大簸春魂，虎豹沉沉卧九阍。

终是落花心绪好，平生默感玉皇恩。

此去东山又北山，镜中强半尚红颜。

白云出处从无例，独往人间竟独还。

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本年九月，龚自珍再度北上，迎接眷属。此行颇为潇洒，游览曲阜，袁浦风流，娶妾灵箫，直到十一月底，才携带妻儿南归。到这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六，大年夜前五日，才把一家人安顿在羽涔山馆之中。从此，龚自珍经常往来杭州、昆山两地。

道光二十一年（1841）春天，担任江苏丹阳云阳书院讲席，正月初三就出门授课。三月，龚丽正去世。龚丽正本是杭州紫阳书院的主讲，他去世后，这一讲席就由龚自珍承担，同时，龚自珍仍兼丹阳云阳书院教职。七月，龚自珍再赴丹阳。八月十二日，龚自珍暴病逝世于丹阳，终年五十岁。

这一年，鸦片战争正激烈展开，中华民族的命运有了重大转折。这一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没有看到鸦片战争的结束，以不到知天命的英年早逝，匆匆告别人间。

可以说，龚自珍在京师二十年官场生涯中，始终处于不得志、受排挤的状态，所以他的忧患意识与不为世用的苦闷，同时长期郁结于胸际。龚自珍在权力通道上，永远是个失败者。中举后，考军机章京不中；熬到三十八岁才中了个同进士。终生只做到五品官，又在清闲无权的部门任职。到四十九岁，又被迫辞官南返。京师的守旧官僚贵族，常以各种藉口来排挤他。他给江沅的信中说:“榜其居曰‘积思之门’，颜其寝曰‘寡欢之府’，铭其凭曰‘多愤之木’。”“积思”、“寡欢”、“多愤”这三个词，正好概括了龚自珍二十年京华生活的内涵，也正成就了一位有独立深刻思想、锐利高远眼光的有识之士。

我今重抖明公袖

“文运事关天下运，津梁首重国家梁。”古往今来，文运皆和国运休戚相关，生死相依。而通河之津，扶厦之梁，全在为国为民的仁人志士。1837年，龚自珍在《古史钩沉论》疾呼“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直指鸦片战争前的文化危机。而其“尊史”思想直接影响了后世章太炎的“国粹”学说。早在1823年，龚自珍就在《乙丙之际箸议》提出“更法”“改图”，主张改革科举、培育实学人才作国家栋梁，魏源称其“于经通《公羊春秋》，于史长西北舆地”。

“我今重抖明公袖，唯见真心万丈光。”此联显自龚自珍“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中化用而来。而彬宇先生以“我”字起首，正也是怀着真心万丈光，而对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大声呼吁。彬宇先生“重抖明公袖”一句，极其生动，既是牵挽历史人物衣袖的文学想象，更暗含接续龚氏未竟事业的象征。其真心万丈光，穿越时空，直追龚公。

龚自珍不同于普通文士的深刻之处，在于他的批判和远见。也就是文运所关之国运，而这一切的支撑，完全是一颗拥有着万丈光芒的真心。

1819年夏天，二十八岁的龚自珍在北京游览京南陶然亭。是日黄昏，天色阴暗，陶然亭一带，芦苇在风中起起伏伏，房舍楼台，如剪影般远近散布。这位敏感的诗人由景入思，写下一首绝句：

楼阁参差未上灯，菰芦深处有人行。

凭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霭生。

最后一句，与其说是眼前景物，勿宁说是龚自珍对当时清政权的判断：清王朝已经走到日薄西山、暮色满天的时刻了。不过，那时的龚自珍仍然有挽狂澜于既倒的雄心，要“贩卖”那“古时丹”以救治这衰颓的王朝。二十年后，即1839年，龚自珍终于被逼辞官南返，离开奋斗二十多年的京师。南返路上，他看到一位杂技艺人表演叠弹丸的技艺,借题发挥，又写下一首绝句：

卿筹烂熟我筹之，我有忠言质幻师。

观理自难观势易，弹丸累到十枚时。

把弹丸累叠到十枚，技艺是很高明的，但是，叠起来的弹丸，也是极容易倒塌的。何其高明的隐喻！龚自珍又一次借技艺表演道出自己对时局的判断：清王朝危如累卵！

当许多士人还沉湎在乾嘉盛世的迷梦中的时候，清王朝大小臣工还陷于文嬉武恬的时候，龚自珍和他的朋友一起，直面社会的腐朽黑暗，大声呼吁，显然有震动人心的社会效果。

龚自珍社会批判思想最有价值的地方，是他对当时社会基本形势的判断，将其定为“衰世”。“衰世”既是龚自珍对当时社会形势的性质判断，又是他批判各种痈疽、黑暗的基点。“衰世”这一概念,是龚自珍对近代社会史、政治史、文化史研究所作的贡献，一经出现，就为同时代人和后代人们所首肯，影响深远。

龚自珍的祖、父两代，经历了清王朝最强盛的时代，即后人所津津乐道的“乾嘉盛世”。甚至龚自珍也说:“国家治定功成日，文士关门养气时”、“家家饭熟书还熟，羡杀承平好秀才”。可惜这个“治世”过去了，眼前的“衰世”，是政治、经济、社会风气、文化思想全面的实质性的衰退时期。

作为一个先进者，龚自珍还是依附这一封建大帝国生存的，他眼见王朝即将沉沦，处于没有前途的挣扎之中，内心是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的。这种忧患意识，联系着中华民族存亡、中华文化存亡的巨大背景，所以格外深沉动人。龚自珍写过一首五言古诗《赋忧患》云：

故物人寰少，犹蒙忧患俱。

春深恒作伴，宵梦亦先驱。

不逐年华改，难同逝水徂。

多情谁似汝？未忍托禳巫。

显然，“衰世”不可挽救的全面崩溃的前途，和龚自珍深深的痛苦是相联的。封建统治的危机，清王朝无望的前途，甚至中华民族今后的命运，都成为龚自珍终生与共的忧患意识的根子。

龚自珍曾经给一位落第举子写过一首送别诗，云：“布衣三十上书回，挥手东华事可哀。且买青山且鼾卧，料无富贵逼人来。”借愤激不平的语言，在劝慰朋友中道出对时局的评价。“东华”是北京紫禁城东南门名，此处指代京师。京师是一国之都，事事可哀，这个时代也够黑暗的了。龚自珍正是以愤怒的心情，把笔锋指向那些可哀可恨的社会问题。

当然，龚自珍对专制主义的揭露批判，特别是对皇权的批判，并不是以对立者的身份进行的，因此，他的思想感情中有浓郁的伤感、惋惜、忧虑和不安的因素。在批判的背后，是他改革更法的企盼，是振兴封建大帝国的希冀。即使如此，而时代和后代的人们，在龚自珍那些笔端常带感情的文字里，也能强烈感受到当时清王朝深秋的衰飒，及其“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的危局。

1834年，龚自珍中进士前四年，因为“中礼部试，殿上三试，三不及格，不入翰林，考军机处不入直，考差未尝乘轺车”，愤然写了一册《干禄新书》，嬉笑怒骂，揭示科举制度的虚伪。传说有一个故事：“其叔为礼部尚书，有门生求见，盖新入翰林者，定庵避入耳房。其叔龚文恭询近作何事，门生以写白折子对，文恭称善，复告之曰：凡考差字迹宜端秀，墨迹宜浓厚，点画宜平正，则考时未有不入彀者。定庵忽鼓掌大笑而出曰:‘翰林学问，原来如此!’于是遂与其叔绝往来。”这个传说的真实性且勿论，却是生动地描绘了龚自珍对科举制度的强烈反感。

他的叔父是个老官僚，传授给门生的不是治国安民的道理办法，而是科举或官僚考核中的捷径，无怪龚自珍与这老官僚的叔父绝交了。实际上书法或楷法往往成为守旧派阻挠新进的借口。1829年，龚自珍经过会试，在廷试对策时，以王安石《上仁宗皇帝书》为范本，“胪举时事，洒洒千余言，直陈无隐，阅卷诸公皆大惊，卒以楷法不中程，不列优等”。阅卷的大官僚们“大惊”的是内容，而“不列优等”的原因却是“楷法”。可见书法只是打击这位启蒙思想家的借口而已。从这里可以看出，科举制度是一种僵化腐朽的选拔制度，已经成了守旧政治势力延续权力的形式了。

龚自珍的社会批判，是尖锐、有力而且生动形象的。另一方面，由于他的批判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因此，人们在为他那些辛辣生动的文字所激动、兴奋时，却无法从中找到更深刻的理论思维。甚至维新运动的领导人，后来也嫌龚自珍的思想过于浅薄。即使如此，龚自珍仍然不愧为一位杰出的批判家。他的社会批判思想的精华，不但属于过去，也属于现在。这正是龚自珍的文章感动后人之所在。

而龚自珍更加高明的，则是其“远见”，体现在其锐意改革、不拘一格的变法精神上。

近代中国主张改革的人们，首先关心的是政治的改革，因为他们认为，政治的变迁决定了其他方面的变化，所以讨论朝代的兴衰，往往成为思想家、政论家言论的焦点。龚自珍正是这样。龚自珍的更法改革思想，基点是一个“变”字。他认为，世界是不断变化的，人事也是不断变化的，相应的政治制度、政治措施，也非变不可。

应试的《对策》和《安边绥远疏》可算是龚自珍改革的宣言，虽然其内容形式都受到应试的巨大束缚。龚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议》中提出“应颁制西洋奇器，物小受多利行者”，反映出他在西方科学技术影响下，敏感地意识到专门人才、器械对生产发展的重要作用。在当时强调人才的重要，正是龚自珍一代先进知识分子企图参与朝政的呼吁，也是他们为政治改革所做的组织准备。结合龚自珍对当时腐败的士林风气的批判，结合他与一群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在京师组成议政的舆论集团等情况，可以印证他的两句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在对外关系上，龚自珍提出“足食足兵”与“治平不忘武备”的国防策略。他的任用贤才、加强国防的主张，反映了大批爱国人士的要求。《己亥杂诗》有一首云：

河汾房杜有人疑，名位千秋处士卑。

一事平生无𬺈龁，但开风气不为师。

近代倡言改革的风气，确实是龚自珍一代先进知识分子开创的，从呼吁到实践，在近代历史中经历了发展的过程。

爱国主义思想是龚自珍社会改革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带有近代历史特点的重要的社会内涵。“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权力”。中国近代史是从西方国家可耻的鸦片贸易中开始的。

龚自珍分析，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具侵略性的是英国和沙皇俄国。他认为无论英吉利还是俄罗斯，都是具有侵略野心的国家，中国人应该警惕、提防。这是极有先见之明的。

龚自珍并不是一个锁国闭关论者，在国际交往、贸易中，他始终坚持自主有利的原则，维护国家经济的稳定。他以“中国十八行省银价平，物力实，人心定”作为禁烟的最后目的。在西方侵略面前，他追求的并不是维护一个皇朝的长治久安，而是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他论国家富强，从三代起论；论安边绥远，从前史起论；论经济方针，从禹、箕子以来起论。这些历史性的追述，既是他政治改革“仿古”手法的一部分，也表明他认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是不能割断的历史。

龚自珍极为重视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他呼吁“不拘一格降人才”，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新的社会追求的强烈色彩。龚自珍把社会更法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一大批杰出人才身上。他认为:“制策又以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人才任之，而因以皋、夔、契勖臣等，何其厚也，何其厚也！”

龚自珍的社会更法改革思想中，有一个重要部分，即改变当时国家经济困窘的经济主张。作为一个关心民生国脉的思想家，他的眼光是敏锐的。龚自珍比较准确地把握了一个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他常常首肯顾炎武的观点：一代之治，有一代之学。这个治，当然包括经济繁荣程度。

可惜的是，龚自珍穿透历史的眼力，当时并未受重视。直到五十年后，洋务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李鸿章才真切感到:“古今雄伟非常之端，往往创于书生忧患之所得。龚自珍议西域置行省于道光朝，而卒大设施于今日。”

道光二十一年（1841）八月十二日辰时，这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在江苏丹阳县县署去世，后被葬在翁山墓地，那里自古就是龚氏家族的墓地。作为命运蹭蹬的“沧海遗珠”，他事实上如同一颗东方拂晓时的启明星，敢于抗衡黑暗的天际，以一己之辉斗破苍穹。他是一位艳骨奇情、天赋异禀的诗人，他的诗歌有斑斓变化、瑰丽谲怪的色彩；有天然率真、淡宕清新的风致；有掀雷挟电、磅礴浩汹的气势；有荡气回肠、哀感顽艳的情韵。他是一位变革者，敢于抗衡世俗观念，敢于挑战天赋皇权。他是一个预言家，有着“五十年中言定验，苍茫六合此微官”的自信与疏狂,历史就是最好的证明。他终究在中国的近代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成为一位开创风气的人物。

彬宇先生此诗，紧扣龚自珍三大历史坐标：

嘉道经世思潮（1820——1840）：通过“剑气”勾连其边疆治理思想，预见沙俄威胁却未被重视；

鸦片战争前夜（1839）：“箫声”暗喻《己亥杂诗》对“万马齐喑”局面的批判；

近代思想启蒙：尾联呼应1902年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将龚氏定位为“新思想之先驱”。

诗中“焚书”意象颇具深意——既指龚自珍1825年目睹四库全书遭虫蛀而作《阮尚书年谱第一序》的文化忧思，又有其烧掉了自己的2000篇八股文，还暗合其“不拘一格降人才”对思想禁锢的抗争。这种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恰是中华文化基因顽强生命力的明证。

全诗音调铿锵沉郁，如金石相击。尾联“万丈光”三字渐次高扬，似晨钟破晓，声律暗合情感起伏，是一首难得的咏史讽人诗。

（本文多参考《龚自珍评传》·陈铭；《士林人格的坚守人——龚自珍》·李菲菲）

张红星教授注：

剑气箫声：典出龚自珍《漫感》“一箫一剑平生意”，剑喻改革锐气，箫指文人情怀，象征其“侠骨幽情”的双重精神特质。

百载霜：暗合龚自珍逝世于1841年（距今184年），以“霜”喻历史沧桑，呼应其诗中“秋气不惊堂内燕”的末世忧思。

问苍茫：化用屈原《天问》与***《沁园春·长沙》“问苍茫大地”，凸显对时代命运的终极叩问。

未酬夙志：指龚自珍《己亥杂诗》“我劝天公重抖擞”的变法理想未竟，其官场失意（六次会试方中进士，辞官南归）与林则徐禁烟献策未被采纳的遗憾。

 修身：源自《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龚氏晚年潜心佛学与心性修养，著有《发大心文》，体现士大夫“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底色。

文运/天下运：呼应龚自珍“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的经世观，其批判考据学空疏，主张学术为现实服务，如《乙丙之际箸议》呼吁“更法改图”。

津梁：语出《孟子·离娄》“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喻国家栋梁。龚氏支持林则徐加强海防、开发边疆（如《西域置行省议》），以“津梁”暗讽清廷忽视人才。

重抖明公袖：化用龚诗“我劝天公重抖擞”，“明公”既指龚自珍，亦隐喻历史先贤，表达对精神遗产和中华文化的接续。

真心万丈光：佛学意象，龚氏晚年参禅，以“心光”喻觉悟，如《己亥杂诗》“设想英雄垂暮日，温柔不住住何乡”，此处升华其思想为永恒的精神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