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求学

1959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王玉池来广州招生，为了更好地在美术方面提高和发展，得到组织同意，经过考试，我终于考上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饰系壁画本科。我是作为广州美术公司保送代陪生身份进入中央工艺美院学习的。我一个旧社会揾食都不容易的青年，如今党保送我上京读大学，怎不叫我激动呢！我对前途充满希望，对美术事业充满信心，下决心要好好学习，报答党的恩情。

我于1959年上京求学，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攻读装饰绘画系壁画专业，5年学习毕业留校任教，在京15年都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度过。

北京是祖国的首都，是文化艺术的中心。在北京学到的看到的不论是北京图书馆的书、故宫的藏书、藏画，还是国内外古代现代的名家画展，不论是现代流派的影响，还是古代传统装饰画的演变和发展影响，各画种互相借鉴和影响等，都体现了北京是全国最早最系统的学习宝地。

在京15年对我影响很深，决定我今生今世所走的路，是我事业重要的里程碑。我从一个幼稚的青年成为今天探索创新的带装饰美感山水画的画家，是从这15年开始的，它给我许许多多财富，其中最丰富多彩的是装饰美的采集和探索。

在中央工艺美院15年，有幸结识张仃、庞薰琹、陈叔亮、张振仕、雷圭元、吴冠中、祝大年、白雪石、张国藩、袁运甫等一群艺术界的老先生老前辈。得到他们熏陶与教导，对我人生艺术探索和创新影响很大。

张仃老院长是我一生遇到三个最敬重的先生之一。他是延安时期鲁迅艺术学院的最年轻的教授。他学识渊博，他的艺术修养、演讲口才都让我受益匪浅。我调回广州工作时，他赠画我学习、留念。1985年，张仃院长向日本一美术杂志推荐用两版介绍我的作品。

我学习的壁画专业对造型艺术要求比较高，比较严格。前三年是基础课，后两年进入专业课。在学生生涯给我留下印象较深的是历代装饰画课、工笔重彩课和素描课。张振仕先生教素描课，庞薰琹先生教装饰画课。祝大年先生教工笔重彩课。

张振仕先生是天安门毛主席像的作者。他对素描要求非常严格，强调准确、一丝不苟。他讲“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基本功”，我立志把素描学扎实，打好艺术基础。我们除了在课堂上画素描、画速写外，每天吃晚饭后，还到火车站去画速写。那里各种姿态的人都有：有男女老少，有站有坐，有躺着的、睡着的，我们天天画到晚上10点多才回学校。星期天骑上自行车在北京城到处跑，寻景速写，几乎旧城都跑遍。有一次我们到山东体验生活，住了几个月，画了不少头像素描，都很认真，得到张先生的表扬和肯定。我的素描作业经常拿到5分（最高的分数）。

庞薰琹先生是留法归来任教的装饰大师，他满肚子的装饰画材料，他融汇中西，对我国历代传统装饰画史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研究较深。阐述装饰画风格的发展和艺术特点特别是对装饰画的讲述和分析是很到家的，很有学问。他将一生的才华都灌注到装饰画的研究中，近代美术史对庞先生的评价，他的确当之无愧。我的脑海铭记古代传统装饰画的特点和发展，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它完全也全方位地占领了我的知识空间。在京15年我不断地对装饰画进行收集和探索，为我对装饰画的认识和运用打下扎实基础。1974年我南回时，庞先生还送油画给我留念。他平易近人，虽然是大师、学者，但全无架子，我很敬慕他，并有通信联系。

在学校期间，我经常跑书店、图书馆，特别是在北京图书馆借古今中外的名家名著回来学习。对特别喜爱的装饰画或装饰手法的画，就对临下来，一方面积累资料，另一方面是学习和加深印象，这是学习的好方法。

我收集及临摹国外的资料有古埃及、墨西哥、英国、苏联、罗马尼亚、日本、东南亚等大量装饰资料，国内装饰资料包括各地具民间特色的艺术资料。

祝大年先生是我国工笔重彩画的著名画家，是留日归来的陶瓷专家。他担任工笔重彩课。初时，听说他是陶瓷系的教授，来上我们工笔重彩课，大家感到很失望。但经过上课和祝先生的示范作品的感染，大家信服了。祝先生的画以薄求厚、质朴华溢，而又有厚重感，很有说服力。他强调工笔重彩画的线和色的装饰效果，强调质朴、淳厚、华滋、着色以薄求厚。北京机场他创作陶瓷创作壁画《森林之歌》，效果不错。色彩课都是祝先生教我们的重要课程，我也比较喜欢，特别是画水粉画、画风景画，在北京抽不出时间，就等到放暑假、寒假回广东探亲时坚持画水粉风景，如《广州农讲所》、《沙面》、《烈士陵园》等。

祝大年副院长很强调工笔重彩的用线，对我以后为作品的表达上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我在北京画过工笔重彩的《毛主席》、《新娘》、《苏州女》等，人物的素描写生也画了不少。生活中被祖国锦绣河山的壮丽激发感染、在北京受名家名画古人古画的影响，如《黄九峰雪霁图》、《苳蒲湘图》、《清明上河图》等，为我开辟了新天地。我立志转画山水画，并要画有我特色的、有装饰美感的中国山水画，对人物画的创作逐渐淡漠了。

张国藩先生是捷克归来任教的教授，他把古今中外丰富多彩的色彩、造型，作为符号，像玩魔术般进行符号游戏来讲述形式法则，让我们认识和掌握装饰美的规律，奉行严格的游戏规律进行艺术美的加工，并强调两者都必须是美的。

张先生最强调线的造型，他擅长线的造型表现，着重线和面的关系和表现。

雷圭元先生是中外著名的装饰图案专家，在我调回广州工作时，曾与我高谈过如何画好中国画装饰美的问题，并送画给我留念。他搞的是带装饰美的中国花鸟画，而我搞的是带装饰美的中国山水画。这次谈话奠定我要画“装饰美感的中国山水画”的决心和信念。

白雪石先生有什么新作，都会邀请我去观赏，虚心交换意见。他带有装饰性的山水画画得不错，我南回时，他赠画留念。

袁运甫先生是当代壁画运动中一名闯将。他所画的壁画之多和质量之高，在当今国内是无人可匹敌的。他非常强调色彩的三个关系：冷暖关系、明暗关系、对比关系。他通过三个关系，沟通色彩世界。他强调一幅画必须有对比，对比要小而精，色彩要鲜明响亮。

邱承得先生也是留学捷克回来的，且同我住一宿舍。他为人忠厚实在，学识丰富，跟我很合得来，我很受他的影响和感动颇深，保持通信。他还多次为我画集出版写文章，我很感激他！

黄志强先生是广州人，是我画中国山水画的启蒙者。

陈叔亮先生是一位才华杰出的大书法家。我们保持联系，时有墨宝书法赠送勉励。

墨西哥壁画对我影响也很大，三年级时，我构思毕业作，酝酿搞一主题性壁画《向井冈山进军》，表现我国革命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

毕业创作规定要搞磨漆画，我就搞了幅《下放干部》表现朴素的山村发生的一件大喜事，还搞了幅《节日》表现节日全国各民族同庆，在天安门狂欢的漆画。

李可染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大画家，是一个不满足现状而不断探索创新，融汇中西画法的画家。他画画极为严谨，一丝不苟，我见过他画一张桂林山水画稿，用铅笔打素描画稿，很细致，还打了格子。我南回后仍与他保持通信，接受他的教导。1978年我去黄山写生与他巧遇，他依旧亲切指导。人们说我的画像李可染，无可否认，我的山水画整体上如积墨、逆光等都是受李可染先生影响的。

董寿平先生的墨竹很有功夫，是以行书入画，有次日本书法代表团来访问时，他当众挥毫题字，使日本人大开眼界。他待人友善好客，我南回后他仍常有书信指教，有时上北京同朋友上门拜访，请他即席挥毫留下墨宝，他当即挥毫相赠。

张正宇先生画猫别具一格，给我画的猫是《很好的猫》，画得很美。

在北京15年，有幸结识一批老先生、老前辈，而且不论过去和现在，他们对我艺术事业一直给予热诚指导、提携、勉励。

我家有两幅鹰，一幅是李苦禅先生画的，一幅是许麐芦先生画的。他们都是齐白石老先生的爱徒，一幅大写意很有装饰美，一幅是半工半意比较写实。

吴作人先生是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我南回广州时，他邀我到他家做客，并画了幅熊猫送给我留念。

黄胄先生是我国非常有名的大画家，尤以画驴画得出神，他为我画了两头驴，画得生动精彩，好像在纸上走出来似的。友人到家看见，赞不绝口。

我有一种报恩思想。我一个旧社会揾食都不容易的幼稚无知的青年，在国家遭遇连续三年的灾荒，全国人民处于生活困难的情况下，党和国家保送我上京城读大学，还保障我的生活和学习两不误。当时我就下定决心要千方百计完成学习任务回报效忠祖国。

从入学开始，我就担任系的工作，具体是担任共青团的工作。学校除了教师，绝大部分是青年学生。因此青年工作自然是学校的中心工作。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是中央直属艺术院校，是文化部和高教部直接管的，管理很严。

重大节日游行，我校都组织队伍参加，都要举着大的木板标语牌，游行经过天安门，接受中央首长的检阅。每一次检阅，为了有好的效果，事前要反复彩排，一般都是晚上来回到南池子排练，有时排练完了之后，从王府井步行回校。

重大节日，晚上还在天安门前狂欢。我们中央直属院校，具体说我们学校，就安排在天安门和中山公园之前的长安街上。长安街的晚上真是人山人海，红旗飘展飞扬，灯光和探照灯光芒四射，如同白天，到处载歌载舞。基本上以校为单位，同学们手拉手成圈，蹦蹦跳跳，唱着歌，高喊着口号，各校师生相继表演节目……一声声炮响，一簌簌烟花，一片片火花照亮了天空，一阵阵欢呼震动了大地，看完烟花，接着继续演出节目，狂欢直到深夜12点。

一般来讲，我对社会工作总是尽职尽责，服从安排听从指挥，交给我的工作总是认真完成，领导放心。有一次，我发高烧到医务室看病，医生叫我休息，可是系里有件工作急着要办，我和系里团干部在开会，被医生路过看见了，“告状”到系领导才命令我休息。

在北京有很多机会见到和接触中央首长。如1964年7月31日，为我们毕业分配，周总理接见我们，在工人体育场，给我们作报告。周总理号召我们，响应党的号召，服从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一点，周总理已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哪里有困难、哪里最艰险，他就出现在哪里，为祖国、为人民鞠躬尽瘁。我们一定向总理学习，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还有一次，春节我没有回广州过年。人民大会堂举行外国留学生联欢晚会，我与我校外国留学生出席参加，这次晚会周总理也参加了，并和我们大家一起同池共跳交谊舞。周总理的平易近人作风，感人肺腑，这次舞会使我终生难忘。

毕业分配关系到每个学生的前途问题，团的中心工作，不但要做学生思想工作，还要发信给家长做工作。学生家长纷纷回信，表示支持自己的子女服从分配。系办专刊版报宣传，配合做好分配工作，向全校演出毕业化装晚会，表演各行各业都需要我们毕业生，我们将要奔向祖国、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

五年的学习任务完成了，我1964年毕业。学校毕竟是学习的地方，是知识累积的地方及打根基的地方，而要真正干，要大干，必须到生活中去善于学用相结合。毕业将离开学校到新的单位，去迎接新的开始。

关于我的毕业分配，我表态坚决服从工作需要，无条件接受分配。系主任向我透露说：“你是广东来的学生，家里也想你回去，把你分配回广东。”我高兴极了，母亲多么想我回广东啊！但后来学校团委要留我担任团委书记，并要我顾全大局，服从分配。北京团委还派了个女同志来找我谈话。后来，我还是服从了组织安排留校任教。

我留在系里，教学与团工作双肩挑。在留校任教期间，应约为《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写美术评论文章。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教学工作基本停了下来，学校断断续续换了六七套领导班子。每来一次新领导，不论是工宣队，还是解放军宣传队，来了几天，就登门拜访我，动员我出来工作。当时两派斗得不亦乐乎，我想没有什么意思，心里想在这样的单位，每个人都有来头，不是高干就是高知，我刚留校不久，虽然政治上没有什么问题，但当时什么也看不准，不好办，所以比较低调，尽量减少矛盾，主张大联合。串联时与北京市团委书记等一起到桂林等地。当时全车人坐车都是免费的，连厕所都站满了人，我们从车厢窗口钻进去，人太多，里面没有地方坐，天气炎热，想吐，我们又从窗口爬出来，太狼狈了。后来干脆回广州，写生画画算了。这段时间是我转画山水画的最好机遇！

1972年，当时我们中央直属艺术院校在部队农场劳动锻炼。一天，部队首长通知我们，说国务院有调令来，要开展毛主席革命外交工作，要抽调我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一些老师回北京工作。回到北京，我们先进驻北京国际俱乐部，领导向我们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当前外事工作很重要，任务紧迫，一定要抓紧贯彻落实，对外宣传工作，不要强加于人，不要处处都挂毛主席语录；要内外有别，做好统战工作。

为了完成《长城》磨漆画的创作，我和乔仕光先生到长城林场住了半个月，天天在长城内外转来转去选择写生素材。有一天，我在八达岭长城北三楼画南四楼时，突然从地平线上冒出一个外国人，他用手向我这里一指，一群外国摄影师就朝我这边冲过来。我感到非常意外和突然，当时自己几天都没有刮胡子，又没有穿袜子，光穿一双解放鞋，想走开又走不及，十分狼狈，就用画板遮挡住头脸。幸好，他们拍照完就走了。但没走远，一个黑人和一个高个子白人又走回来，那个黑人用普通话说：

“安东尼奥尼希望能得到你画的这张长城画，能不能送给他？”

未等我回话，那个安东尼奥尼就说：

“当然，如果送给我，我也会送回点礼物给你或卖给我，如何？”

我叫那个黑人告诉他：我写生画画是工作，画的画是工作上用，不能送，也不卖，实在抱歉。看来他感到极大遗憾，走了，走了没几步又回过头来看看，似乎仍寄有一丝希望。

安东尼奥尼是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大师，导演过多部经典杰作。安东尼奥尼来中国拍摄纪录片《中国》，1973年获美国十佳纪录片奖，里面就有我在长城写生的小片段呢。

国际俱乐部的工作告一段落，我们转到了北京饭店，又增加了董寿平、黄永玉和黄润华等，我有更多机会向老前辈学习。

后来，传说西苑饭店黄润华画的《延安颂》被拆下来。

传说北京饭店工作台面的一本册页，这是宋文治的册页，找不到，不知被谁拿走。

传说国际俱乐部的国画也要拆下来，不见了，是中央文革美术组收起来的。

过了几天，中央文革美术组搞了个批黑画展览，展品主要是国际俱乐部的国画，也有老先生在民族饭店等地的国画，特别是黄永玉的一只猫头鹰，一只眼闭一只眼开，很明显这张画是从宋文治册页画撕下来的，展览标榜着批黑画，说什么“内外有别，不要强加于人”，很明显，矛头对着谁，不是很清楚吗？矛头是指向周总理。

1974年国务院借调工作任务完成，为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照顾家庭，我于10月从北京调回广州工作，刚好10月14日我大女儿黄蓓出生，是女儿出生来迎接我归来，真是喜上添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