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标准，当然它与人主观制造有关，那么，标准的含义是什么呢？它是指衡量事物的准则；本身合于准则，可供同类事物比较核对的事物。可以说，标准在科学上具有精确性的衡量尺度，甚至是统一的意思。它还包含了一种价值和秩序，一种衡量的水平，一种代表性。然而，从艺术的社会学看，标准就比较含混和松散了。

　　谈杨冕的作品，很容易联系到他于20世纪90年代末创作的系列绘画《青春标准》、《标准家庭》和《丰韵标准》。他以波普艺术的方法塑造流行“标准”，他把流行文化、消费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形象作为挪用和分析的对象。这一系列作品主要关注人的标准，如果说《青春“标准”》焦点在于形象标准；而《丰韵“标准”》突出了身体标准；《“标准”家庭》则集中强调身份标准。这是一种社会谱系学的调查，揭示了标准隐藏的深层问题，那么，谁是标准的制定者呢？它们是否与商业利益和政治权力有关呢？艺术家没有把这些美丽和行为的标准看作是永恒的，而是把它们理解为瞬间的、暂时的和相对的。他笔下的图像不是写实的描绘而是主观提升和转译的结果。这种不同形态标准的再现，既是一种反讽，也是一种质疑和批判。因为标准的形象和身体也暗示了模仿、规定和控制。这都是欲望和利益驱动下所反映的社会政治表象。其实，虽然杨冕的绘画类似新的波普风格，实际上，他的作品更具含蓄的批判性，这种语言通过标准来展现，三口之家的“标准”家庭就暗示了国家意识形态规定下的统一家庭标准；青春“标准”则意味着流行和时尚，也就是大众传媒制造的标准，传媒的操控在商业文化中产生影响和获取利益为目的。他的绘画不是叙述的说教而是含蓄的观念，包含了更多抽象性的暗示，这种个性特征打开了绘画一个新的文化空间。

　　今天，“标准”主要集中于城市，城市最具物质欲望消费的中心，城市的运动和扩张最能以建筑作为标志和象征来体现。“标准”是人为制造的和生产的，又影响和改变了人的日常生活。不同人文时期和地缘政治，也反映出了不同的历史“标准”特征。20世纪50年我们的城市是苏联建筑“标准”，80、90年代反光玻璃和外表瓷砖的火柴盒建筑。杨冕的焦点定格在城市，因为城市是一个广泛而复杂的社会议题。对杨冕而言，他并不满足于绘画，而是尝试新的空间实验。他从人物形象的“标准”延伸到城市建筑“标准”的议题。这是艺术家直接对社会的干预，借这种建筑形态建立一个社会性的公共平台，目的让观众自由发表意见。他意识到中国迅速发展的城市化带来各种各样的冲突和矛盾，尤其是今十年来的城市化是一个摧毁性最大和重新组合的时期，“居住改变中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和改变了人的历史记忆、人的身体、人的习俗等。

　　2002年7月，杨冕以“对中国标准文化的反思——理想的小区建筑标准”为题开始了创作。他从几个大城市建筑“标准”为开端，首先选择了熟知的成都，创作了“成都制造”，10几个楼盘按照等比例微缩，用铁皮制作而成现代建筑群，摆放于清末四合院建筑的成都画院中，当夜色来临，群楼中蜡烛点燃犹如一个从望远镜俯视的小城区，这种“标准”住居社区的密集程度，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缺乏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而是一种强制性的目的。正像杨冕所说，“我们的城市在建筑的程序上只是开发商的意志下、在不违反规划的情况下的产物。开发商追求的是利润，抄作的是概念”。与这一传统建筑相对照，他的空间选择强化了现代成都建筑“标准”，对比必然折射出设计的问题，也使观众反思和质疑，它所谓的“标准”是否以人为本？它是否符合人的需要？

　　2004年，杨冕把他的目光转移到北京，以“北京制造”为题继续探讨城市的“标准”问题。它是“成都制造”的延伸。在艺术家眼里，北京不仅是都市化最突出的城市，而且是城市面貌消失最快的城市；它不仅是楼房建设最多的城市，而且是最让人感慨的城市。几乎人人都在谈论城市的诸多问题，又很无奈，城市一直在含混的思维中建设“标准”建筑，模糊不清的建筑。更甚者取名为“花园”、“欧陆风情”、“都市海岸”、“罗马花园”和“巴黎高尚社区”等。这些话语既是一种标准的代名词，又是一种商业文化霸权。它调动和控制着消费者的欲望。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词语的替换只说明我们历史的失却，那么，城市由什么样的文化支撑呢？杨冕的作品正是一种批评性的回应。他的建筑装置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北京飞来的建筑”，他以制作灯笼的方法用宣纸制作了北京的小区建筑：按比例先用木板制作楼的模型，并用宣纸粘贴成型，再按照比例在上面开孔，然后按具体空间将十一个模型悬挂于红门画廊，犹如城市中的“海市蜃楼”。第二部分：北京的标志性建筑“标准”：“北京火箭”是以北京最高的楼“铭泰中心”塔楼作为对象，按比例用铁皮制成六米高，把它安放在这个城市中花五年慢慢锈蚀掉。这个楼的材料锈蚀则暗示了“标准”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不确定性的和不断变化的虚幻的隐喻。这是一种“过程”艺术，既有极少主义的简洁性，又强调了生成、变化和无穷性。在艺术家看来，“标准也不断地被修改”，标准具有相对性，更再现了等级和秩序。杨冕的城市“标准”蕴涵了两个比较和竞争：城市与城市、社区与社区之间的竞争；明清建筑的东便门城楼与北京的标准建筑之间的对比也是一种传统与现代的竞争。

　　可以说，杨冕对城市建筑“标准”持更多质疑性和批判性。他注重不同城市的文化语境下的历史和社会关系，并挪用具体的建筑视觉经验，把大众带入了关于城市文化问题的公共讨论。这是一种跨媒介（建筑、装置、雕塑）的文化实践，它作为生活世界的一个部分，公众可以对它自由发表各自的看法和意见，体现了一种新的文化关系，即艺术家的观念与大众之间的自由交往。艺术家的理想就在于他以这样的作品方式整合一个向任何人开放和自由言说的公共“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