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是中国宗教神秘主义最丰厚的土壤，也是超现实主义幻想最发达的地区。古代从印度传入的藏传佛教，融合了西藏本土原始苯教的泛灵论，比印度佛教和汉地佛教更加烦琐而神秘。今天，中国内地画家到西藏采风创作，往往采用写实主义手法，描绘雪域高原的壮丽景色：雪山、牦牛、寺庙、经幡、玛尼堆，描绘朝圣的藏民、转经的老人……虽然力图表现雪域的圣洁和藏民的虔诚，但多少还停留在西藏的自然与民俗的表面现象，尚未深入到西藏传统文化神秘玄奥的精神世界。西藏本地画家巴玛扎西的水墨画，则采用超现实主义艺术手法，表现非自然的圣山、非写实的街区、面具式的人物、象征性的图像……虽然没有对西藏的自然与民俗的逼真刻画，却已经深入到西藏传统文化神秘玄奥的精神世界，充满梦幻般的浪漫色彩。

巴玛扎西（别名张西新）1961年生于西藏日喀则，做养路工人的父亲是纳西族，母亲是藏族。1962年他随父母迁居拉萨市西郊哲蚌寺附近，从小受到藏传佛教香火的熏陶。初中毕业后他在拉萨运输公司当卡车司机，常年奔波于青藏公路，雪域高原各地的圣山、灵塔、寺庙、佛像、经幡、法器、壁画、唐卡、藏戏、面具等等，就像镌刻在玛尼石上的经文，深深地铭记在他的心里，变成了他的无意识心理图像的宝库。他从小酷爱绘画，刻苦自学，先后师从他的启蒙老师吴德伟和他的“伯乐”韩书力、余友心等汉族画家，学习版画、水粉画、布面重彩画和水墨画。但他对学院写实绘画教学方式不感兴趣，素描造型练习难以入门，老师只好听其自然，尊重、保护和培养他的“原生态”绘画才能。事后证明：没有写实绘画素描造型的束缚，他的超现实水墨反而更容易发挥自由想象的能力。1980年他调入西藏自治区美术家协会工作，逐渐从司机转变为专业画家。1984年他与韩书力合作的布面重彩画《彩云图》获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银奖。1990年后他三次应邀到法国巴黎举办个人画展或参加联展，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最早走出国门的西藏画家。巴黎之行开阔了他的艺术眼界，他如饥似渴地参观各个艺术博物馆和画廊，特别对西方现代艺术产生了浓厚兴趣，从野兽派、立体派、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到抽象艺术，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凭借自己的艺术直觉，发现西方现代艺术有意画得很“粗野”，这正好与自己天生的“粗野”画风吻合。2013年记者采访时他说：“西藏传统文化也不是那么教条的，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呈现。西藏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形式相结合也是很美的。”20世纪末，在台湾画家刘国松的启发下，他开始尝试现代水墨。21世纪初，他把西藏传统文化精神与现代艺术形式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图像神秘、幻想奇诡的超现实水墨。

超现实主义是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流行的现代文学艺术流派之一。1924年法国诗人布勒东发表的《超现实主义宣言》把超现实主义定义为“纯粹的精神自动主义”，“相信迄今被忽视的某些联想形式的超等真实，相信梦的万能，相信无关利害的思维游戏”。布勒东试图从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中寻求理论依据，把对梦的解析和表现作为超现实主义的重要内容。基里科、恩斯特、阿尔普、克利、米罗、马松、达利、马格里特等西方超现实主义艺术家，都热衷于挖掘无意识心理深层的隐秘，表现诡谲的梦魇、荒诞的幻想、变态的性欲、神秘的诗意（这些表现也反映了当时欧洲人的精神危机和社会心理）。20世纪30年代以后，超现实主义思潮也波及东方的现代艺术。相对来说，西方的超现实主义主要依据弗洛伊德的“个人无意识”理论，东方的超现实主义主要依据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和“原型意象”理论。“个人无意识”是指个人经验尤其是早年被压抑的性本能冲动形成的心理情结，“集体无意识”是指某一种族集体世代遗传形成的心理气质，“原型意象”则是集体无意识的显现，包括某一种族从原始时代就存在的、在历史进程中反复出现的部落图腾、巫术符号、仪式象征、神话形象，带有世代积淀的种族记忆与心理经验的痕迹。荣格在评注藏传佛教经典《大解脱经》（大涅槃经）时说：“无意识补偿的产生是一种自发的过程……这就是创造意象的心理，是所有那些增多了其特殊性质的形式的母胎。那些形式是在无意识的心理中遗传下来的；它们是无意识结构的要素……梦、幻想和精神变态产生一切显现的意象……不论无意识的结构是否可能是某种确凿的事物，它都包含着无数古风性质的主题或形式……因为无意识是基质心理，创造性依附于它。”

巴玛扎西未必研究过超现实主义理论和精神分析学说，他的超现实水墨的创作灵感主要来源于西藏的传统文化和自己的内心世界，可能不自觉地涉及弗洛伊德的“个人无意识”，但显然更接近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和“原型意象”。巴玛扎西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内心世界极其单纯而又极其丰富。在他的超现实水墨中，仿佛打开了珍藏在他心里的西藏传统文化“集体无意识”心理图像的宝库，原始苯教的部落图腾、巫术符号，藏传佛教的仪式象征、神话形象，无数古风性质的主题或形式，都带有藏族世代积淀的种族记忆与心理经验的痕迹，以梦与幻想的无意识结构自发地显现“原型意象”。作为所有形式的母胎，无意识基质心理创造的最基本的“原型意象”，就是生命意象——个体生命与宇宙生命同一的生命意象。巴玛扎西自称他的水墨画是“一种表现自我感知生命过程的手段或工具”，“对生命的渴望和敬畏，对传统文化的敬仰和对现代文化的憧憬，充满了我的内心”。他形容自己的水墨画属于“意识流”，“心绪流到哪里，墨色就流到哪里”，这恰恰符合超现实主义倡导的“纯粹的精神自动主义”。“意识流”是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发明的术语。詹姆斯曾受到大乘佛教哲学唯识论的启迪，唯识论第八识“阿赖耶识”（最根本的意识，变现万法的种子）就相当于“意识流”的心理状态。“意识流”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意识川流不息的流动性，一个是无意识打破时间逻辑顺序的超时间性。这两个特点都通向无意识的自由联想和梦幻表现。

巴玛扎西的超现实水墨也恰恰符合“意识流”的流动性和超时间性的特点。在他的画面上，经常呈现各种图像非逻辑的同时性并置或叠印，特别是片段化或碎片化的图像，类似意识流文学的心理描绘和电影的蒙太奇手法，构成了神秘莫测、光怪陆离的梦幻情景。画家似乎偏爱人物变形、错位的面具，令人联想起非洲木雕图腾的面具或者毕加索的立体派构成，而他所画的面具式人物的表情，尤其是或长或圆的眼睛，或闭或开的嘴唇，有的慈悲，有的温和，有的惊恐，有的狞厉，令人联想起藏传佛教的佛、菩萨造像和畏怖金刚。画家经常借鉴藏传佛教传统壁画、唐卡的图像，但并非机械复制壁画、唐卡，墨守佛教造像仪轨，而是放弃任何宗教图解和叙事的功能，自由提取传统佛教图像的若干元素，诸如佛像的慧眼、度母的朱唇、酥油灯盏和珠宝装饰之类，随意拼凑组合，为营造自己超现实的梦境服务。他的水墨画《梦回八廓街的瞬间》《梦呓中的印记》《时间的面具》《梦境追忆》系列作品，都从不同角度表现了他的超现实梦境。这些梦境不仅是对西藏传统文化“集体无意识”心理图像的回溯和记忆，而且是画家“个人无意识”心理图像的自然流露，特别是画面上那些或惊奇或困惑地睁大的眼睛，可能表现了画家对西藏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流失与变异的矛盾心理。

巴玛扎西的超现实水墨创造了个性鲜明的笔墨语言。他选择水墨画这一画种，并非刻意模仿传统水墨画的笔墨技法，而是利用宣纸、水墨的材料特性，更好地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和个性心理。如果按照传统水墨画特别是文人画的标准衡量，他的水墨画恐怕缺乏传统的笔墨韵味；而如果按照现代水墨的标准衡量，他的水墨画则极具现代的笔墨张力。与画家质朴的性格和“粗野”的画风相适应，他的超现实水墨擅长使用稚拙、粗黑的笔线和墨块，同时衬以淡墨或淡彩，有时也在浓墨之上局部点染重彩，黑白对比和色彩对比异常强烈，例如《想也想不起来》《童年》《刚刚走过的影子》《珠峰脚下的母与子》《梦境追忆之二》等作品，视觉效果近似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米罗晚年“东方风格”的绘画。

巴玛扎西的超现实水墨，在精神内涵和笔墨语言上都代表着当代中国西藏绘画的新的探索和新的成就，对内地画家的西藏题材绘画创作也有所启示。正如瑞士超现实主义画家克利所主张的，现代艺术的一致倾向就是“不去反映物质世界，而去表现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