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球上某个地方，曾经有一个世界奇迹，它的名字叫圆明园。艺术有两个原则：理念和梦幻。理念产生了西方艺术，梦幻产生了东方艺术。如同巴特农是理念艺术的代表一样，圆明园是梦幻艺术的代表。它荟集了一个民族的几乎是超人类的想象力所创作的全部成果。与巴特农不同的是，圆明园不但是一个绝无仅有、举世无双的杰作，而且堪称梦幻艺术之崇高典范——如果梦幻可以有典范的话。……当初在巴特农所发生的事情又在圆明园重演了，而且这次干得更凶、更彻底，以至于片瓦不留。我们所有教堂的所有珍品加起来也抵不上这座神奇无比、光彩夺目的东方博物馆。”——维克多·雨果

　　雨果在《致巴特雷上尉的信》一文中，把圆明园和巴特农神庙联系起来，是因为二者作为东西方文明的代表，在外来的侵略战争中总是逃脱不了被掠夺的命运，但是二者所代表的东西方文明并没有像它们自身一样被摧毁，而是依然熠熠生辉、光照千秋。由此，我深深地感受到文明或者是文化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根植于本民族的山山水水和人们的内心深处，这也正是我以圆明园为素材的创作初衷。

　　从2009年开始,我就凭着摄影的敏感在圆明园拍了许多纪实性的照片，回来后没日没夜地研究这曾经风华绝代的“万园之园”。 看着这些颓垣断壁的现场照片，又看了很多历史性的纪录片和用高科技“还原”为圆明园原貌的数字影片，我竭尽全力地想象，想把在我脑子里的圆明园表达出来，并试图在想象和现实之间找到某种联系和嫁接。《十二生肖》系列用的就是圆明园和不在场的“十二生肖”作为创作主题，在创作中我借用了笔记本电脑的信息检索手段，这十二个生肖的图片就是在百度搜索中得到的，然后我把这些图片与圆明园遗址并置起来，去构成一个看似客观又毫无新意的事实。我试图让这十二个生肖各归其位回到它们原来的位置，然而它们却真实地回不去了。在这虚拟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实在太遥远，我们只能用“历史”两个字来概括和表达。

　　在创作《十二生肖》系列的同时，我就有了在圆明园与上海世博园之间寻找某种嫁接和进行一种历史性思考的初步想法。看到上海世博园中各个国家馆的相继设立，在这欣欣向荣的建构场面与圆明园废墟的景象之间，某种无言的诉说震撼着我的心灵，因此与《十二生肖》系列一脉相承，形成了我后面的创作——《万国园记》系列。同时，我想到了2010这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时刻。始建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作为清代盛世象征的圆明园，却于咸丰十年(1860年)给国人留下了伤痕累累、无法被历史湮没的屈辱。而今天(2010年)，中国正在逐渐强盛起来，历史在这两度辉煌之间经历了整整三百年。站在这个具有象征意义而又值得我们总结和思考的历史点上，我想从历史存在与变迁的视角，重新审视我们国家的境遇与沧海巨变，更深入地挖掘其带给我们的历史启示，并予人以深度的思考。

　　因此，我把“历史”与“思考”作为创作的基本基调和主要线索，并且通过摄影的艺术手法力求表现中国逐渐强盛起来的精神状态。以2010年上海举办世界博览会这一历史契机，我们可以联想到历史上(1900年)英、俄、德、法、美、日、意、奥曾经的八国联军入侵中国，酿成了圆明园的悲剧，在100多年后的今天，他们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纷纷在上海世博园设立了国家馆。历史惊人的相似使我们不得不反思这种戏剧性的对比：前者是对中国建筑艺术和文化的焚毁和破坏，而后者则是建构与文化的友好展示。八国在中国的两次齐聚给我们带来了许多联想，我们无需见证大的场面，只要见证一种改变。在《万国园记》系列中，我把圆明园遗址与这八国在上海世博园的国家馆进行并置，打开的笔记本电脑犹如史书般诉说和记载着历史的沧桑与巨变。我用相机见证的是新中国成长为世界强国的每一个瞬间，而圆明园遗址与八国馆建筑本身作为一种历史存在，则是一部永不休止的相机，它们静静地见证和亲历着历史，诉说着中国的昨天和今天，隐喻着历史的过去和现在。

　　所以，我希望能够把《十二生肖》和《万国园记》这两个系列组合起来做一次展览，完整地把我的创作观念表达出来，也希望它能够启发更多的人对我们的历史、现实以及未来进行关照。在这里，摄影已经突破了一般意义上的纪实意味，以它特有的艺术方式，演绎着现时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文化状态，成为当代艺术观念表达的新方式;在这里，摄影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图像，而是一位历史的见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