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展览筹划了很长时间。最早认识冯放时我就知道他决意想画画，他以前涉足过艺术范畴的多个专业，还是觉得画画最开心，要回归他的初心。当然画画就要做展览，我们也一起做过不少展览，在欧洲也做过展览，他的作品还是有很大张力的。有一次我看了冯放《鸟殇》的纪录片，我觉得纪录片内容带来的力量有些部分超出他的画的涵盖，本身也是很好的艺术作品。当时他还是想把影像作为创作的素材，记录和思考，但我觉得可以直接把它做成当代艺术作品，而且这个事情不仅是艺术，它的确是一件事，对全社会来说是需要有方式去解决的一件事，希望能够让大家都知道，参与、讨论。

     冯放决定在今日美术馆做展览，那个时候还很早，最初想的还是做一个以架上绘画为主的展览，1号馆的预定是很紧张的，因为最初没有把握能够拿到1号馆展厅，要很长时间排队。后来协调说能够有一周两周空档期，这样的话我们也愿意做，这个馆挑战性很强，比如说在2号馆和3号馆我们就不打算做成这样子，做成架上绘画的展览就差不多，但既然有了这样的空间，冯放就开始重新构思，改成了以大型装置为主的展览。刚好疫情来了，展览有推迟，使得这个主题也更加深化，从鸟殇到殇，认识的推进，疫情的出现，事件发展到了这一步，推动了大家往这个方向去想。

     我在想刚才端廷老师说当代艺术，观念艺术有四个阶段，我从来看不清世界艺术发展的方向，我觉得艺术真是太复杂多样了，艺术是一个特别好的生态，这里面没有一个人能左右它的发展方向，那么导致冯放今天这个展览不是因为我想做一个什么展览，而是冯放亲身的经历决定的，他自己做的所有的事才导致我们给出这样一个结局，做出这样一个展示。

     我们看冯放所有的作品，似乎比较唯美，做得很完美，其实不是，他所有的作品是有依凭的，所以这是冯放跟一般当代艺术家不同的地方。我当时只跟冯放提一个问题，我问他下一个展览展什么？平时我做编剧，我知道故事写完再写一个故事很难写，等你写到第三第四，写到十个故事，你所有的故事没了，你再编出来的故事绝对不感人，因为你没有生活，完全靠脑子想是不行的。所以冯放这个展览除了冯放，其他人都做不出来，这是冯放的经历决定的。

     我觉得当代艺术分两种，一种就是完全市场化的，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什么需要就做什么作品，我也可以把它做成是假装式的，假装一个样式，这个样式还可以复制，但另外一个就是真的是基于自己切身经验、接地气的艺术。讲老实话我还是特别佩服冯放的，冯放在做这个展览的时候，他用自己的钱做了一个应该做的事。

     对冯放来说他那么多优秀绘画可以拿出来展览，从绘画本身来说也有震撼力，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投入这么多人力、物力、财力做这个以大型装置为主的展，还是因为社会责任感。我觉得要有更多的艺术家关注这样一些事件，艺术家的价值真的就实现了。在今天我自己做了这么多年艺术研究后，我比较悲观，艺术还有什么用呢？我觉得假如说画画为了好看，那我们今天有很多方式制造一个好看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制造一个轰动效应，我们现在也有很多高科技可以制造更轰动的效应，那么艺术的价值究竟在哪里，它的社会作用体现在哪里，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冯放这次展览至少告诉我们，如果真的不去追求某个潮流，我们关注身边一些事情，艺术是可以发挥作用的，冯放和他的朋友李锋从深入现场到影像创作，然后接力多媒介的表达，持续的坚持用他们的这样一种行为，保持了人们对此事的关注热度，拯救了许多鸟道上的候鸟，这个事情本身就非常有意义，如果我们可以通过这件事举一反三，能够联系其他的事，就可以避免一些悲剧性事件发生。所以我觉得这个展览，今后还可以继续研究，发挥它更大的意义。

——彭锋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