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定居深圳20年的胡擎元，多年来辗转于上海、北京、桂林、广州、深圳等地，探索着为金石艺术开辟一条新路。他的篆刻作品曾作为国礼，赠送给友好邻邦，成为了宣扬中国传统文化，搭建友谊桥梁的载体。

　　当胡擎元回忆起当年的历程时，他却认为那些都是平淡无奇的往事，他说，“我可没有你们记者想要的那些曲折故事啊，篆刻是寂寞的艺术，选择了篆刻，其实就是选择了寂寞的人生之旅。”但那些陈年琐事，却拓印出那个一生都在为中国篆刻传承发展探索者的印痕。

　　入队申请里的篆书

　　胡擎元1946年出生在广西柳州市的一个教师家庭，而他对篆刻的喜爱则缘自一位小学老师。“当时我们每周都有一节手工劳动课，由于没有什么条件，手工课的老师就教我们在青砖上刻字，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吧，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对刻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顽皮的胡擎元也将手工课学到的“皮毛”延伸出来，自己的橡皮则成为他发挥篆刻特长的试验田，一来二去，胡擎元会刻字的名声在同学中流传开来，很多“慕名而来”的同学纷纷拿出自己的橡皮请他刻一个印章。

　　对于儿时的许多事情，胡擎元现在已经有些记不清了，但前几年母亲在老家收拾以前的杂物时，无意间找到了他小学时的少先队申请表，胡擎元笑呵呵地说：“那张申请表可能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在表格中父亲的名字我是用篆书写的，直到这时我才回想起来，那天填表时，我正好看见父亲的印章在桌上，于是就照猫画虎地把它描了下来。”而这张申请表也成为了胡擎元关于篆刻最原始的纪念。

　　16岁自荐出版篆刻

　　尽管对篆刻有着浓厚的兴趣，但真正让胡擎元见识到这种艺术魅力则是在1959年。已经是初中生的他在阅览室翻看杂志时，偶然发现《人民画报》庆祝建国十周年的特刊。在这个特刊中，有几页是专门介绍名家篆刻的，标题则是由郭沫若题写的“篆刻艺术”四个大字。当看到这些篆刻作品，让胡擎元大吃一惊，他没有想到中国篆刻原来是如此精致。没有篆刻老师的他，则把杂志上那些照片当成了他学习篆刻的最好的教科书。

　　虽然对篆刻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望，但在柳州的胡擎元却找不到任何参考书，至于指导自己篆刻的老师，更是一种奢望，所有的一切他只能靠自学。胡擎元告诉记者，那时候只要看见印章他首先就要把其中的字记下来，如果刻章时遇到不会写的篆书，就干脆根据自己的“经验”造。尽管没有专业的培训，但胡擎元的篆刻却在柳州开始有了一点小名气，那时他才只有16岁。

　　因为年轻气盛，胡擎元对自己的篆刻充满信心，于是他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将毛主席的《沁园春·雪》每一句都刻成一个印章，并仔细地拓印好邮寄给人民出版社，要求出版自己的篆刻集。不久，胡擎元就收到了出版社编辑的一封信。当他满心欢喜地打开信一看，原来人家并不是同意出版，而是告诉他，这些花费了不少心思刻成的印章，大量的篆字都是错误的，同时还给他寄来了很多名家的篆刻拓片。胡擎元说，“虽然看完信后很惭愧，但我内心还是非常感激那位编辑，他对我的鼓励让我至今难忘。”

　　师从篆刻家李骆公

　　也许是一种巧合，“文革”期间著名篆刻家李骆公正好被下放到桂林，当时在柳州一家工厂做泥水匠的胡擎元，得知这个消息后欣喜若狂。1972年，他听说在南宁要举办一个全国美术展览，许多在桂林下放的老艺术家都会去参加。通过多方打听，胡擎元终于在桂林找到了这位篆刻家，从那以后胡擎元就开始跟从李骆公十几年的学习。

　　胡擎元告诉记者，李骆公老师早年留学日本，虽然作为齐白石的学生，但他却没有固步自封，其充满个人风格的亦书亦画、追求墨趣的“草篆”探索和实践，更是让他驰誉书坛。同时，李骆公将西方绘画的语言运用到篆刻当中，使他成为中国篆刻界的一个另类传奇人物。

　　作为一代著名篆刻家，李骆公并没有拒绝这个好学的年轻人，对于胡擎元的创作他甚至从最基础开始讲起。说起当时师从李骆公的经历，胡擎元笑着说，当时他在柳州，李骆公在桂林，几乎隔上一两天就会给老师写封信，有时赶上周末，信还没有邮到，胡擎元已经风尘仆仆地来到老师的家中。至今他还保留着160多封李骆公的回信，他说，“这些信不仅有老师当时给我的艺术指导，更有他对篆刻的独特体会。”

　　在李骆公的家中，胡擎元无意间发现老师有一本篆刻字典时，这让他如获至宝，因为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于是他利用业余时间硬是把那本厚厚的篆刻字典给抄了下来。李骆公也被胡擎元的精神所感动，在那段艰苦的岁月，将自己对于篆刻的心得毫无保留地传授给这个年轻人，直到李骆公认为已经将自己的艺品和人品都传给了胡擎元，他才遵从师意再全力从李骆公的风格里走出来，自创一派金石艺术风格。

　　画印相赠遇知音

　　正因为胡擎元的篆刻特长，1975年，他被调往了柳州市工艺美术厂，而后又分配到了柳州工艺美术研究所当情报员。情报员的工作可以往全国各地跑，以收集工艺美术资料。胡擎元便利用这样的机会认识和拜访了李苦禅、李可染、陆俨少、林曦明等老艺术家，得到了众多老艺术家的指点。

　　胡擎元记得有这么件事，1978年夏天，胡擎元偕赵丹去上海中国画院看画，正遇上老画家陆俨少、林曦明，相谈甚欢，他们于是开口向胡擎元索印。得到前辈画家的亲自指点，对一位年轻艺术家来说，这就是一种莫大的鼓励。于是，胡擎元一刀在手，如舟击浪，完成了印章。这也让站在一旁观看的老画家们对他表示赏识。作为回赠，林曦明为他挥笔画了一幅山水画。陆俨少则亲自带他去拜访刘海粟。刘海粟仔细看了胡擎元所治的印后，再看看眼前这位才是三十出头的年轻人，不由面露惊讶之色，听他一番印论，老人频频点头，告别时，老人取出自己“文革”后出版的第一幅国画作品《荷花》的印刷清样，题字相赠。

　　而后，胡擎元为赵朴初治一方名章，离京后，中国佛教协会萧秘书长打电话追到深圳，告诉胡擎元说，赵朴初先生回来一见到印就问：“胡擎元是谁？这方印是我的所有印里最好的一方。”

　　初中生当上大学教授

　　看胡擎元的篆刻作品，不管是抒情，还是写意，总给人感觉有一种骨气在凝聚、在冲动，一刀下去有江河奔流中击礁撞岩时所产生的运动力量，流畅中生发出回荡之涩，形成极强的生命质感。他则认为，治印不但要善为，还要敢为，才能刻石如刻心，否则很难于方寸之间凝聚起大气。

　　也正是他充溢着中国传统文化气脉的篆刻作品，让法国国家投资银行总裁埃让贝尔爵士看了以后，不禁兴奋地喊道：“你是我一直想寻找的东方篆刻艺术家。”1995年，当埃让贝尔飞抵北京，在第二天他要会见的四个重要人物中，只有胡擎元是艺术家。胡擎元为埃让贝尔治了一方朱文篆章，边款刻的是唐诗。埃让贝尔回国后，通过法国文化部邀请胡擎元赴巴黎举办个人篆刻书法艺术展，展址竟定在了以当代艺术展示闻名于世的蓬皮杜艺术中心。遗憾的是，展览因为某些原因未能如愿举办。这也成为了胡擎元一直以来的心愿，他希望能够让中国的篆刻艺术进入西方艺术殿堂。

　　刚回到深圳的胡擎元就接到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教授聘书。介绍人正是现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王明旨。而广西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的通知也接踵而来。持初中文凭的胡擎元成为了大学教授。

　　制作国礼赠友邻

　　胡擎元曾经设计制作过五份国礼。而能够承担起国礼设计也是缘于桂林国宾馆里的中华金石园。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位领导找到他，希望他能像金石园的形态那样，制作为篆刻作品，当成中国的外交国礼。带着几分紧张和欣喜，他将这个重要任务承担了下来。

　　制作国礼的要求非常严格，从选材、设计到制作都有特别的要求。胡擎元告诉记者，每一份国礼都包括印章、石刻、礼盒三部分，作为篆刻的石料都取自于玲珑剔透的冻石，石刻的底座大都用小叶檀木做成，虽然这个底座看起来不起眼，但它的名贵程度甚至超过了黄金。

　　印章上的刻字是严格规定好的外交辞令，刻印时需分外小心，不允许在刻印时有半点修改。完成指定的内容后，每件作品都还要刻上“胡擎元制石”的字样，外包装盒的制作和书法也由他来一手操办。从接到制作国礼的任务到最后完成，这中间的过程至少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国礼制作完毕后，需要妥善保存，直至接到外交出访时间的通知，把出访时间刻上后，胡擎元再亲自将其送往北京。胡擎元笑称：每次成功完成一件国礼制作，就像是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从2002年至今，他已经为国家制作了五份国礼，由国家领导人出访时赠送给友邦邻国。这五件篆刻作品如今分别收藏在了泰国、新加坡、朝鲜、韩国、日本的国家博物馆里。对此胡擎元淡淡地说，一个篆刻家刻出优秀的作品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当篆刻艺术成为国家的礼物赠送给友邻时，那小小的印石却体现出我们中国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和气度，虽然自己仅仅做了件力所能及的事情，但这却是他一生中最值得珍藏的荣誉。

　　艺术观点

　　还方寸金石于天地

　　方寸金石扩大百十倍

　　胡擎元极爱刻大印，他认为大印如镜，能全面反映出一个篆刻家对篆刻艺术的感受程度和创造性。他给自己刻了个印，印着“大石人生”。

　　篆刻对于胡擎元来说就像是第二生命。他在广西当过农业厅的行政官员，又入户深圳当过工业公司的总经理，还跟外商合作修过高速公路……可终究割舍不断的还是那份金石情缘。他一直都在不停地思索着，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拓出一条路。他说，中国改革开放的同时，也带来了西化的浪潮，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如何继承和发扬？这不禁让人担忧。

　　他思索着，想到要把传统文化用现代手段表现出来。“这一定是大地艺术，要回到天地之中去。它一定是种强烈的视觉艺术，而又同时受到大众的欢迎。这该是怎样的形式？”

　　疑问终于在一次到桂林榕湖宾馆探亲访友时得到了答案。那是1999年，他与桂林榕湖宾馆的几位老总一拍即合，将篆刻从书画艺术中“解放”出来，用传统艺术与现代观念相结合的手法，让它们走进社会、走进自然。传统的诗书画印之中，从来是居于从属地位的印章在胡擎元作品中由方寸大小被几十倍、上百倍地放大成为斗大的图像，成为了石刻的主体。也就在这样的变化中，中国传统文化也得以不断“放大”。

　　心血倾注中华金石园

　　为了找寻合适的石头，胡擎元带着助手趟河涉水，跑遍了广西各地河谷，他还经常到数百公里以外的漓江源头去选料。这些挑选到的石头大则数吨，小的也有几百公斤。它们逃脱了成为建筑沙石的命运，被带往园区加工成为永远放置的艺术品。

　　带领着一班造园队伍，胡擎元开始琢磨着这些巨石篆刻的内容。他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组新景点：在大大小小的石头上分别刻着与桂林地区有过某种因缘关系的画家、学者、各界名流的手迹与印章。

　　在位于桂林榕湖饭店的中华金石园落成前，还流传着很多争论。有人认为，在如此完美的桂林山水中再建石雕，这多少有点画蛇添足。也有人说，把方寸之间的篆刻放大，那会破坏金石艺术的内涵。可是，在经过两年多敲打开凿、艺术加工，这些顽石被赋予新的生命，分置在饭店内五万平方米的庭园芳草花卉之间，散发出浓重的历史、文化气息。质疑的流言也便停止了。

　　2000年，中华金石园落成了，齐白石、徐悲鸿、吴昌硕、茅盾、巴金……170多个历史文化名人“印”在了近300块巨石上。巨石错落有致地放置于五万多平方米的绿地公园内，构成了别有风格的中华金石园。每一块石头都讲述着一个故事，而这样的故事又在交叉的演绎中变得精彩。印章被重新结构安排，涂以黑色或石绿，与朱色的印章相互衬托，构成一种新的组合。

　　中华金石园凝聚着胡擎元心血，8年过去了，他还是不断地往园子里添加和完善。这些石刻不同于全国各地的古今碑林，是在传统文化基础上推陈出新的艺术创造。石刻内容不局限于近现代学者、名流的印文、墨迹，还上溯远古，举凡良渚文化玉器、仰韶文化彩陶、商周青铜器上的纹饰、战国印、汉画像石，乃至京剧脸谱等也都包容在内。胡擎元把青铜鼎上的扁足纹饰裁切、横置，与战国印组合为一个新的图像，在艺术处理上体现出明显的现代意识，而不失深厚的文化内涵。在对前人作品进行再创造过程中，他又凭借丰富的实践经验，保持金石原有的醇厚味道，并在坚硬的石材上雕凿出斑驳陆离的历史沧桑感。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范迪安称“为中国环境艺术增添了一个新品种”。

　　采访手记

　　石头命

　　在采访胡擎元前，记者脑海中已经有了这个传奇篆刻家形象—长须、唐装、布鞋，仙风道骨，宛若世外高人。当敲开胡擎元的家门时，怎么也不能将眼前这位朴素的老人，与那个用其篆刻作品作为国礼的篆刻家联系起来。胡擎元老人似乎并没有看出记者“以貌取人”的尴尬，热情地拿出好茶、点心款待大家，全无半点艺术家的架子，只有在谈到篆刻时，这个痴迷于方寸之间老人的言语，才显露出艺术家那固有的执着和坚定。

　　坐在深圳的家里，篆刻家胡擎元似乎有点陌生感，他有好多年没有回来了。这所老房子还是1985年时他刚到深圳创业时置下的，如今落户深圳已有20多个年头了。

　　这些年，胡擎元辗转于上海、北京、桂林、广州、深圳等地，为他的金石理想而忙活着。他总说：“我就是这石头命了！”

　　他将昔日附属于书画的印章放大数十倍、百倍，创造了拥有近300方巨石篆刻的中华金石园，八年来一直不断往金石园里添加内容。带有几分神秘的色彩的国礼也出自胡擎元之手。他用篆刻艺术为国家精心制作过五份国礼，赠予了邻邦友国。他还曾为《****文选》三卷线装本、《****评点二十四史》线装影印本、《老子道德经》木简书作编号篆章和藏书印，被篆刻界称为“三绝印”。仅是初中毕业的胡擎元却早在12年前就成为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并入清华大学）教授。他说，在艺术方面有幸得到了众多艺术前辈的指点，恩师李骆公先生令他终生难忘。

　　谈起往事经历，他总认为平淡无奇。“篆刻艺术平凡而寂寞，选择艺术就要耐得住寂寞。”胡擎元向记者介绍了未来还要进行的多个金石城雕项目。已届花甲之年的胡擎元是停不住了，他仍将继续执着于这份寂寞的艺术，默默地为金石艺术凿开一条路。（邓妍王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