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笔人物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工笔人物画是运用中国画特有的勾线、设色、造型法则，以人物描绘为主题的绘画。

中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工笔重彩人物画是战国时期的旌幡帛画，是古人祭祀用的陪葬品，在古代，贵族们为了死后继续享受生前的美好生活，于是在墓中用了很多陪葬品，拥有绘有自己画像的旌幡帛画也被认为是身份显赫的象征。

绘画也是古代皇帝对功臣褒奖的一种方式。 古代贵族都希望自己能够名垂青史，而只有功臣才有资格拥有画像，并惠泽子孙后代。王充在《论衡·须颂篇》中说:“宣帝之时，图画汉烈士，或不在于画上者，子孙耻之，何则？父祖不贤，故不图画也。” 所以在当时能够被图画是对一个人生前功绩的褒奖，没有被图画的人说明生前不贤，不配留下形象，甚至会对子孙后代造成不良的影响。

 自魏晋始，人物画创作真正上升到了艺术的角度，成为了艺术品，被贵族们所欣赏。顾恺之是画家，在绘画理论上也提出了著名的“传神论”，提倡“以形写神，形神兼备”，成为影响后世人物的重要理论。

汉代时期，毛延寿曾受皇帝之命为宫女画像选妃，说明当时其肖像绘画造型能力已经非常高，所绘制的形象已经非常逼真。

五代时期，南唐画家顾闳中奉后主李煜之命监视南唐中书侍郎韩熙载，并描绘了《韩熙载夜宴图》。在画中，顾闳中成功地刻画了韩熙载假装生活上的腐败，醉生梦死，纵情声色的夜生活，并在画中反映出韩熙载的复杂心情，形神兼备。

唐代时期，社会富庶，工笔人物绘画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出现了大批著名的人物画家，如吴道子、阎立本、张萱、周昉等。他们描绘宫中的贵族、皇帝、历代帝王、功臣等，无论从人物造型、神态、线条、色彩、构图上均达到了极高的水平。至此，中国古代的工笔人物画已达到了鼎盛期，唐代成为中国工笔人物绘画的高峰。

宋元明清时期，描绘的对象已不限于贵族，平民百姓亦收于画中。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李蒿的《货郎图》、佚名的《王时敏小像》等。

明清之际，在民间，也有以曾鲸为首的波臣画派，他们在中国传统绘画的基础上，吸收西洋画的明暗法，专以人物肖像绘画为主，并创作了传世的《明人肖像册》。

至当代，工笔人物画家们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又广泛吸收西画的绘画技巧和现代创新意识，风格各异，内容丰富，形式多种多样，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特征。

工笔人物肖像画因为是对着具体的模特对象进行的，所以无论用什么样的技法，都要尽量表达出对模特的真实感受。“道大于技”，所有的艺术手法都要为“造型传神”服务，唐代张彦远说:“夫象物必在于形似，以形写神，再物我两化。”工笔人物画家要有较强的造型能力，把握人物的造型是画好一幅人物画的关键。

在人物画创作上，可以根据画家创作的需要改动模特的形，甚至是神，但是在工笔人物肖像画创作上面还是要接近模特本身为好，但是不能照搬，要注意取舍，把握住深入刻画的度，不能够草草了事，也不能够刻画过于陷入细节，造成绘画艺术性的丧失。

顾恺之曾说过：“其于一诸像，则像各异迹，皆令新迹弥旧本，若长短、刚软、深浅、广狭与点睛之节,上下、大小、浓薄有一毫小失，则神气与之惧变矣。”正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因此对表现神态特征有用的细节，不能因其小而被忽略，一些对神态毫无关系的细节一定要毫不犹豫地省略，做到取舍得当，达到“形神兼备”的目的。

在处理手法上要具有艺术性、绘画性。以真诚真挚的情感，工匠的执着精神及各种表现方法，如造型、创设气氛、色调、空间环境、场景、特定服装、表情等，创造出独特的意境，表现人物的精神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