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各位参加冯老师的研讨会，我们在筹划冯老师展览过程中，跟冯老师接触比较多，关于展览也跟彭锋老师讨论了很多。但实际上今日美术馆跟彭锋老师以及冯放老师合作有两三年了，之前我们也合作过很多其它的项目，最早了解冯老师作品的时候，他还是以绘画为主的，包括以鹤为主题的绘画。我们看到那个时候的表达跟今天是不同的，冯放老师发生了一些转向。这三年内的转变其实也是冯老师从绘画艺术家转型到以装置雕塑为主的艺术家转型。鹤的主题在他规划里逐渐转型到装置雕塑里的语义，这个过程冯放老师一定在不断思考、完善，不断地加深对主题的理解，这是我非常强烈的一个感觉。

     今日美术馆的主厅对于很多艺术家都非常有挑战性，因为高12米，有很多当代艺术家的个案在这个空间里去呈现，他们的作品方案会考虑空间条件，相对比较侧重雕塑、影像，包括后来延展到数字艺术的展示，这个大空间也跟艺术家在互相进行激发，产生代表作品和展览。冯老师也有这样一个经历吧，他也会有挑战信念，想去把空间的展示呈现好。

     冯放老师在策展过程中也会有一些取舍，一方面冯老师谈到面对鸟的捕杀，他产生了很强的怜悯心，对自然或人一种怜悯，并记录了大量直观的影像素材。以此为基础进行艺术化的呈现和表达，这其实是非常难的点。另一个方面冯老师会悉数听取艺术家朋友包括策展人建议，然后就是刚才提到的空间挑战，都要去变成形成作品的因素，同时还有结合冯老师自身跨行业的经验，冯老师在不断的寻找创作平衡之中。

     展览的主题所探讨的也是基于全球经济和政治、环境变化所产生的一些问题。2019年年底今日美术馆做的《第四届今日文献展：缝合》就是在探讨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变化后的裂痕。当时我们的策展人其实有主张，就是在面对裂痕时候的艺术家如何去跨越地域和民族局限进行缝合、参与。这些问题就不是基于国家和立场的差异去面对，这个过程中最关键的是当艺术家改变了自己的认知，付出行动，产生对更多人的影响，达成对更多人的意识改观，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阿根廷的理论家拉克劳在八十年代的理论是非常流行的，当时他提出来说可能以前我们对现象和问题的理解基本上是二元的，或片面的，我们会通过事情的发展，发现以前的关系是点对点的，或者我们认为是面对面，但是实际上是点和点之间形成的网，网和网之间又形成更复杂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又会通过一个共同的价值形成新的链接，八十年代以后，我们遇见这种问题，遇到了差异化的认知，最后我们又达成共识点。所以我在展览里特别想提出如果我们把这样一个环境的问题当成我们共同价值的话，那么我们在美术馆去形成一个展览，不仅仅只是一个装置和一个雕塑艺术的问题，它可能是需要借由这样一个话题引发可能更多有共同认知的人，包括公众、媒体他们的共鸣，这是展览能推动、产生意义的一个重要的点，而不是在谈语言，在谈装置雕塑，这是第一点。另一点就是说当时我们今日美术馆的展览里有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艺术家叫ATE，他和小组提出打破疆域的交流，作为艺术家来讲，他们有非常明确的主张，就是直面气候危机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他们非常关注的话题。第二个话题是反对民粹主义可能造成的危机。作为一个小组或者作为艺术家个体，当他有非常明确的关注话题的时候，大家就不会认为他们只是关注一个主题或者关注艺术语言本身，艺术家们关注问题并且付诸实践。当时他们在做一些主张的时候，特别是面对环境问题、面对政府，他们在做一些决策的时候是在直接干预，扭转了政府决策，这些都是他们的主张最后的印证。我们邀请艺术家来到北京，他就提出来如果为不必要的飞行去旅行的话，是不道德的。从这一点来讲，他在实际践行环保主义或者践行对抗气候变暖所造成的危机，他把自己的所有言行约束到这个范畴里面。当时有些观众对这个艺术家评价不高，觉得这种艺术家没办法生存，但实际艺术的纯粹性就在他这种坚持上。其实我们今天谈的是候鸟、迁徙、环境的问题，能否把所有人的行为言行都贯彻到每一个行动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如果说把这样一个话题贯彻到底，那么这个艺术家他自身围绕的话题，他产生的这个问题，我们也应该考虑怎么样让它更系统化，更社会化。

     我还想谈一下展览空间的布局，当时在影像《鸟殇》里我们看到很多鸟被捕杀，被关到鸟笼观赏，当成美味佳肴，所以焚烧的主题有一些应验。为什么候鸟会选择湿地、有山水的地方歇脚，在展览的环境里有很多呼应，我们能看到很多的这种因素，它有象征的关联性，其实艺术家冯放还是尝试把直观影像的部分转译出来，很用心。

     回到灾难性的主题，这个关键词是值得考究的。对于今天社会的包容性来讲，这种灾难性的当代艺术主题是不是真的能够被包容呢？那么从评论的角度，从美术馆的角度，从公众的角度看，它是不是被包容，进入到一个话语系统的探讨？这其实不是冯老师的事情了，而是冯放和冯放作品之外的事情。也是我们怎么样去建立一个艺术评论机制的问题，这些年对这个问题讨论的非常非常多，但是局限性就在于：比如我们推出了这样一个展览，是谁去建立对于展览的正向价值评论呢？是美术馆，还是我们在座每个人，还是媒体，公众？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我们之前提及到美国当代主义的波洛克，它完全是艺术家的生存机制，我们要去推一个有代表性艺术家，就是机制在起作用。我们正在展出的“薇薇安”的摄影，她是一个近十年才被发掘的艺术家，她曾经是一个保姆，但是她在10年内就变成全球流行的艺术家，正因为她的这种故事性，她的女性角色，她个人很多的信息组成，所有的媒体和舆论制造了她的神话，这样一个机制是我们可以去讨论的。

      冯放老师在展厅出口提到：“你、我、它应该如何相处？”针对一个展览，或者针对冯老师而言，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个展览，是评价他是谁还是他的作品主题是什么，还是公众话语的影响力等等？这些都值得我们去关注和探讨。

  ——晏燕 今日美术馆学术副馆长、北京美协策展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