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佛人物画是中国画传统题材中最为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其中人们常见的大肚弥勒、慈悲观世音及驱恶祛邪的钟馗等，最具代表性。画家石维达先生长期致力于此类题材的挖掘和表现，其笔下的仙佛人物气韵生动、神态鲜活、构思奇警，既有高古格调、传统笔法，又富生活情趣、时代气息，业已汇成一家之风。

  据记载，我国西秦时就出现了弥勒画像，流行至五代，逐渐演变成以后梁布袋和尚契比为原型的开怀阔笑、坦腹露乳的肥胖僧人形象。石维达笔下的弥勒佛有三点显著特征：慈善包容；乐天率真；极具法力。如四尺中堂《大喜图》所绘之弥勒，坦腹跣足立于光天化日之下，大张双臂，笑得直率、单纯，无所顾忌。《福寿如意图》中的弥勒半卧半坐，怡然自得，手持一黄金如意，膝下两颗暗喻高寿的硕大寿桃，旁侧一只历经沧桑的布袋，囊括了世间所有烦恼。

  石维达画弥勒，最多是以手捻佛珠、喜笑颜开的形象出现的，偶或，画家也会题诗于其上，以表心迹。如《皆大欢喜图》，画家题诗四句：“笑到何时方合口，闲来无日不开怀；若使心中无挂碍，一方蒲团即瀛台。”旨在劝诫世人，要有旷达的心胸，忍得住心中烦恼，乐观开朗，淡泊名利，以欢喜心、大智慧解脱痛苦。想想也是，人生在世，哭也是一天，笑也是一天，又何尝不该去快乐地度过每日每时呢？当今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竞争激烈，种种有悖社会公德、损人利己的现象泛化，各类犯罪有高发之势。

  石维达倡导弥勒的 “知足常乐”“大肚能容”，以及佛家思想的“诸恶莫作，诸善奉行”，从某个角度讲，是以笔墨作佛事，在佛画中融进自己的人生态度，在佛理与国是中寻找契合点，为以德治国、构建和谐社会默默耕耘。 如果说石维达画佛是以色彩、笔墨、谐趣、构思去激活人性中的“善”，那么，其笔下的钟馗则是以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更犀利的笔锋，去鞭挞生活中的“恶”。

  钟馗是中国民间传说中的镇宅驱邪之神。古书记载，其因相貌丑陋被剥夺了状元功名，气极撞殿柱而死。后来皇上卧病，夜做恶梦，遇群鬼围攻。此时钟馗挺身护主，捉鬼而食。皇上醒后病愈，令吴道子绘其法像广昭天下，赐为 “镇宅圣君”称号。石维达笔下的钟馗具有四分人性、三分鬼气、三分神威。四分人性是因其生前为文武兼修之英才，有着善良正直的天性；三分鬼气，据北宋沈括《梦溪笔谈》所记，钟馗乃专吃小鬼的“大鬼”形象；三分神威，是因为上自玉皇大帝、下至历代君主，皆以“驱魔斩祟将军”等称号为其敕封，甚至道教也尊他为“驱魔帝君”。石维达认为，画钟馗一定要把握住“四三三”的原则，不能把他画得面目狰狞，或潇洒倜傥，或玩世不恭、烂醉如泥。钟馗应该是一个憨厚粗狂、具有侠肝义胆的黑面大汉形象，骨子里外溢的是他嫉恶如仇的凛然正气。此外，钟馗还是诸神中唯一可以游走三界（天上、人间、地狱）的执法诛恶之神。石维达所作《钟馗神威图》，钟馗手执青锋利剑，披腥红战袍，浓眉紧锁，双目圆睁，活脱脱一幅“鬼见愁”模样。尤其是那只几乎踢出画面的靴子及凌风飞动的袍带，更张扬了人物动势，飕飕而带寒意。自唐吴道子到清高其佩、任伯年及近代齐白石、徐悲鸿、李可染，历代画钟馗者高手迭出，然不外乎宫廷、文人、民间三种画法。而石维达熔三者于一炉，在继承中国画人物技法基础上力求拓新，于人物双目和面部肌肉的刻画上，借鉴了西画中的明暗光影效果，画出了钟馗呼气有声的逼真风貌。

  佛也好，道也罢，石维达实则是以传统题材入画，以特定的艺术形象抒写怀抱，紧扣自己的希冀、诉求，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追寻精神家园的最后皈依。这种追求与现实社会的需要浑然一致。貌似出世，实则入世，以书画之艺弘兴邦治国之道，以不懈之力为社会注入正能量，石维达的追求不啻为一种义举，一种功德。

  在红尘滚滚偏重物质追求的当下，石维达不为所惑，低调处世，深居简出，遨游在忘我的精神世界里，沉浸在高洁的艺术创作中。此君的努力一定会结出丰硕的艺术之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