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四年以前，我就听王修功先生说：“在杭州，浙江大学艺术学院，有个胡小军教授，他不仅对艺术创作理论有独到的见解和看法，同时热衷于陶艺创作。他在那个时间点上，可说是非常少有的一种人，他的作品好坏，我无从置喙，因不曾接触过，但他对陶艺创作的热诚，却令我感动。”

  过去，我在台北的《艺术家》杂志“陶艺专栏”上，也曾介绍过许多国内各省的陶艺家，有老一辈的，也有新一代的，他们多数都紧守着自己的专业，努力的在提升“中华文化”，他们也从未曾在名利的范畴上去计较得失.我曾期望国内的陶艺家们要认清“时代”，要掌握“潮流”，更重要的是，要能从传统中去创新。我认为：过去中华陶瓷的光辉，并不代表我们这时代陶瓷的成就，那些成就毕竟都是古代先民所创造的。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当代”，那些“当代”就是当时的一批从事当代现代艺术发展的艺术家们，对民族文化的发扬，所作的最大的贡献，这些贡献不仅丰富了我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内涵，同时也延续了民族文化的发展。

  中国历代成功的艺术家，莫不对其身处的现实环境有所体认，社会急速的变迁，使得原本生存在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就必须重新的去作调整，以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并创造新的现实环境，以应付时代的挑战。在此转变过程中，往往发生许多不同类型的倾向，经过逐次的递变，才能创造发展出一种“新风格”，此非大勇者莫敢嗜试！。而胡小军教授，却在陶艺转型的当口，临门一脚，射进了球门，此不仅改变了国内陶艺生态，也为国内陶艺发展的瓶颈，劈开了一条通路。它可以四通八达的在创新的领域中游走，其变化无穷，其发展也无限，这是数年前与王修功先生闲聊时我对胡小军教授一点点粗浅的认识所作的大胆推论。

  2004国际陶艺学会韩国年会（IAC 2004 GENERAL  ASSEMBLY  KOREA），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之下的正式文化团体，集合全世界顶尖的陶艺家、艺评家、博物馆专家、经纪人、收藏家、媒体人于一堂，成为世界非常活跃的艺术文化团体之一。我有幸与会并首次于会场休息的时间，遇见胡小军教授，他是一位非常有礼貌的谦谦君子，个性很开朗，对国内现代陶艺未来之发展，怀抱着无穷的希望和憧憬，他的想法与我的想法是大体上不谋而合，例如：文化若想发展，就必须要跟外来文化多作交流，才能产生新的动力，结下新的果实。掀开中国历史看，古代的中国不知经历多少次的东西文化交流，而每一次交流的结果，都给中国文化注入了新血，使中国文化更形于坚实壮大，艺术如此，科技如此，我们今日难道不是更广泛的处在许多不同的文化模式之间的接触面上吗？所以就会有无数的文化创新活动产生。上一代传给下一代的文化内容，亦绝不会是百分之百的相同。胡小军教授赠送给我一本他陶艺作品的近作，使我非常吃惊，他用釉之大胆，塑型之大胆、烧火之大胆，已经超出了我的想像，他使用的缩釉，在传统陶瓷里原本是一件败笔，但胡教授用在他那创新的作品上，却成就了他那创新作品的美感；他的青釉，挥洒自如，将昔日众家梦寐以求的火焰奥秘，尽情的移植到他的作品上；他的青花釉里红，保持了一定传统的基因，但不失新貌，我给他的作品下了八个字的评语：“雄奇瑰丽、光焰照人”。这是我看了他的画册后一点点不吐不快的感觉。胡小军教授参加2004年在韩国召开的国际陶艺学会，证明了他有国际观与国际文化观的视野，从中汲取养份，以补充他所欠缺的一面。此种认知非大智者才能领悟。在感觉上胡小军教授似在广泛的追寻与异国文化接触，无论其结果如何，都是值得我们喝彩的。

  中西文化可互补缺憾，亦可共生共荣，传统是一棵大树的根，新思维是这颗大树的枝干，根要时时浇灌，枝干才能生长茂密，枝干树叶要时时修剪，才能去无存菁，两者必须相依相偎，才能结出新一代改良型的果实，决不能排斥其中任何一种能让其存活的因素。

  犹记1919年2、3月间所发起的新文学运动，在北大发起了激辩，一些头脑清晰的人士对新文学运动为之同情，当时有一篇文字“新教育”，其中说了几句话：“自蔡子民长北京大学以来，罗网国中新旧人物，主讲大学，新派竭力提倡思想文学之革新；而旧派恐国学之沦亡，竭力以保存国粹为事，于是新旧两派作思想学术之竞争，而国立大学逐为此竞争之中心点。高屋建瓴，其势弥漫全国，由黄河而长江，由长江而浙江，闽水、珠江、亦相继而起。昔欧州文艺复兴，启自意大利古城，由意而德而法而英，卒至蔓延全欧，酿成十八世纪大光明时代。而中古千年之漫漫长夜，若遇天笑而复光明。星星之火，竟至燎原，彼反派之反抗，犹若扬风止火，适足以助其焰耳。”

  可见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新的文化活动必将兴起，我们当今处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十字街口，有往前发展的锲机，也有传统文化被外来文化吞噬的可能，唯有吸取经验，才能壮大自己，也唯有除去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才能注入新血，浴血而重生。像胡小军教授这等青壮年华，并有实力担当推陈出新的陶艺旗手，放眼当代，也是凤毛麟角，我们很重视他的这次展览，因为它毕竟是处在东西文化交汇的十字路口间，稍一不慎，可能前功尽弃，因之胡小军教授必须要认清自己，才能照亮别人，大家齐心协力，万众一心，努力的从传统中去创新，则陶艺在现代我们的手中必成为一种炙手可热的“陶瓷创新文化”。

  国父孙中山先生，在一九二O年间，便看出新文化的重大意义，加以响应，并敦请友人办了两种刊物，一曰“建设杂志”、二曰“星期评论”，藉以“激扬新文化之波澜”、“灌溉新思想之萌芽”，“树立新事业之基础”，“描绘新计划之雉形”。可见孙先生眼光远大，思想也很恢宏。将其用之于现代陶艺从传统中创新，也是丝丝入扣。如果各地从事现代陶艺的朋友们能将这八十余年前孙先生的主张溶入其现实活动中，则我国的现代陶艺何至沦落于此，而处处追赶西方呢？追赶西方那些没有“根”的文化，究竟我们所图为何？

  我更进一步的引用陈独秀先生在一九一九年在“新青年”第一卷、第一号刊载的“敬告青年”一文中，看到他对青年提出“青年应有的六种精神”，他说：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销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像的。因此“求真、求是”才是从事陶艺塑建的创新基础工程，是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胡教授如能深深体会，这次展出他得到的将比施与更多。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值此东风、西潮引起滔天巨浪的时节，做为一位艺术家或是一位陶艺家，应尽情的将你心中瑰丽浇洒在这人生的净土上，你心中有多大，你的舞台就多大，切莫嫌小，而咨议去杯葛。浩瀚辽阔的“心海”，其深浅、 宽广之不可测，亦犹待我们出航去探测、去开发，则明日世界将会更美好！寄望胡小军教授于陶艺塑制成型方面能更精简。抛去细微末节的障碍，将之表现于简单、明快、锐利而又完整的境界，切勿拖泥带水，则未来之发展将无可限量，胡教授的作品，虽然好，还要更好才行，我们非常关心和期待他的展出！

  去岁，我于上海“海上山”艺廊与胡教授夫妇，面对面的一同欣赏了王修功陶艺展，我发现他真是一位精力旺盛的陶艺家，他从杭州为了看王先生的展览，一早便开车直奔上海。他很有个性，也有主见，讲话慢条斯理而又温文儒雅，他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印着“泥儿”二字，在一个轮转盘上绘制的高脚碗上，一看便知这是他工作室的“标记”，原来名片上印的浙大胡小军陶瓷艺术研究所，是他的一个工作坊。1988年我在香港陶瓷艺术学术研讨会上曾提出讨论过个人工作研究室等问题，当时各省与会的代表们均说尚没有能力设立自己工作坊，作品都是搭在别人的工场产品中烧制，未曾几年，全国陶瓷生态都适度的作了改变。前年我到浙江、福建、广东拜访了当地的知名陶艺家，他们几乎都各自拥有自己的工作室与窑炉，且占地宽阔，这种现象实非我们所能想像，曾几何时？这种现象说明现在国内的经济已起飞，从陶的朋友们，应该抓紧此一有利的时机，莫让时机稍纵即逝，这是中华民族陶瓷文化，五、六千年以来攀附到高点的时刻，我想胡教授已作好万全准备，放诸四海皆为准，让我们预祝他的展出成功。

文/ 宋龙飞 (前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资深陶艺评论家)

2007年4月